这个电话，这个午夜的电话，改变了苏娅的一生。它的突兀和偶然，就像骰子一掷！
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个神秘的电话，去追溯一下苏娅当兵的生活和初恋。
14岁。夏日的午后。苏娅与玩伴们在学校的操场踢足球。李修玲的一脚任意球，越过人墙之后，很“任意”地掠过球门的门楣，又很“任意”地打在围墙的一张海报上。海报粘得马虎，被震落于地。苏娅跑过去，捡起海报，顺便一读，上面有军医学校招生的消息。尽管小时候在街上，她与玩伴见到兵哥们列队而过，总是管他们叫“青蛙”，但穿上军装的女兵，那蓬勃朝气，早深深印在苏娅爱幻想的头脑里。一身国防绿，对女孩，其实比对男孩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而李修玲和另一个同学黎曼，与她不谋而合，三个人打算结伴去报考。
踢球踢得大汗淋漓，去学校食堂饮水时，胖大嫂厨师也鼓励她们去从军。没有报名费，她们向胖大嫂借。后者有点犹豫。苏娅答应明天还钱，同时从家里拿两包糖送给她（那年特缺糖，要走后门或用糖票才能买到很有限的定量糖），才使得胖大嫂变得乐于助人。
苏娅抱着足球，去了教育局。
报名处人头攒动。报名的女孩普遍打扮得像模像样，让父母陪着，公主似的。苏娅向人借笔，填表，不小心让手肘挟在腰间的足球滚到了一个中年军官的脚下，那人捡起球，若有所思地望了她一眼，并不言语。
第二天，有关方面通知她去学校“目试”。宽敞的教室一下子变得不宽敞，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苏娅一袭杏黄衣裙，在应试者中显得不同一般，她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的宠爱和女儿的可爱，构成生活最亮的本色：苏娅聪明伶俐，有那种把不那么光鲜的衣服穿得光光鲜鲜的天生丽质，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令妈妈倍感自豪，家里一来了社交圈里的客人，就忍不住让她露两手。
接下来是到医院体检。
接受外科检查时，苏娅被命令全部脱光，剩下一条内裤。她注意到其他的女孩都穿着传统的大短裤，唯有自己穿一条紧身三角裤，内心有些紧张。站在她前头的一个女孩被搔痒腋窝时笑得一塌糊涂，医生在体检表里只能写上“抑制能力差”几个无奈的字了。苏娅也怕痒，灵机一动，说急尿，到厕所，用白胶布贴住腋窝，又撕下来，如此反复多次，腋窝下极其敏感的皮肤便留下了胶布表面的锌。这一关因此顺利通过。量身高时，苏娅1.54米的身高——造物主在这一点对她有点不公——离最低标准还有1厘米的差距。她站上电子秤的一瞬，使劲吸了一口气，由于吸气时胸膈上升，人的身体也随之稍稍升高。
就这样，体检过关了。
苏娅的学习成绩更不成问题。从跨进校门的第一天到初中毕业，她所得的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卧室的一面墙壁。她已顺理成章地考入西鹅市一中——全市唯一的省属重点中学。
那天，接兵的中年军官和地方武装部的官员前来家访。苏娅的父母正喜滋滋地展读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做过外交官的苏雅正的设想是：以女儿的聪慧，理想的成才道路应该是入重点中学，上名牌大学，然后——假如可能的话——出国留学，考一个洋博士回来。
军人的来访，让苏雅正愕然。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苏娅已偷偷报考了军校，他一边让夫人招待来访者，一边把苏娅叫到自己的书房，打量她一会儿，才开口说：“娅子，你能给我一个说法吗？”
苏娅起初惴惴不安，双手绞在一块儿，手指扭动着。当她抬头，迎着父亲的目光，发现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有些不解地望着自己，便大胆地说：“爸爸，你常常教导我要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尽管我只有14岁，我想你也不会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吗？”
“当然。孩子，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吗？”
“很简单。爸爸，我喜欢去做一个女军官。”
沉默了片刻。苏雅正摇摇头，又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娅子，已不是小娅子了。”
苏雅正早年曾留学法国，后又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二等文化参赞，还有一个法国化的别名“弗兰克·苏”。*****时期，被冷处理，离开外交战线，回到西鹅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最近才被提到领导工作岗位上。不仅在单位，而且在家里，都提倡公平和民主，从不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因而深得儿女的爱戴。当他尊重了苏娅的选择时，女儿激动地跑过去跟他拥抱，以一个平等的朋友的口吻说了一句：
“弗兰克，我爱你！”
他拍拍她的肩膀，笑了那么一笑。
8月的中旬，苏娅被通知去军分区招待所集合，同时入伍的还有李修玲和黎曼，以及其他两位同校不同班的同学。她们是从众多女孩中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
穿上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宽大军装，五个人愣头愣脑的，都成了田地上吓鸟儿的稻草人，一点儿也没有想象中够威够劲的飒爽英姿。最让苏娅不能忘怀的是剪头发的一幕。女兵不能长发过肩，而她精心留了五年的长辫，在一瞬间变成了横竖不对劲的散开的扫帚，她拿帽子遮住脸哭了。当哭得没滋没味了，再去找那辫子时，它已被扫进垃圾堆。若干年后，她又蓄了一次长辫，又再次剪掉它，却不是被迫，而是自愿，且没有哭。
第一次离开家乡和父母，苏娅她们既兴奋又不安。没有告别，一辆由蒸汽机牵引的火车，也像她们一样既兴奋又不安，两昼夜的晃晃荡荡，晃荡到湘东，才长舒一口气。
解放牌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把她们带到普通地图上见不到的地方：蒋家山“军医学校驻地”。
苏娅分配在第三班。每班八个人，班长是老兵。老兵的显著特征是走起路来，追风似的。
严酷的军训开始了。护训队队长是山东人，泰山一般高大，巡视队列一圈之后，向女学员们介绍了她们的训练教官关山海。
关山海精瘦，使人想起饥荒的1960年，在护训队队长面前，就像一片黑色的羽毛，但底气很足，也学着队长，在队列前有板有眼地巡视，但由于他又不是队长，所以只适可而止地巡视了半圈。糟糕的是，他的普通话咬字不准，常喊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口令：
“前面一撇（排），向前走一步。”
前面一排并不向前走，气得他七窍生烟。他把比别人窃笑得更明显的黎曼叫出队列，问她为什么不向前走一步。黎曼目不斜视，回答：
“对意义不明的命令，军人有权拒绝执行。”
关山海满脸灰土。
不多久，过中秋节，女兵们很想家，很想家就去军人服务社买来一瓶白酒，均而喝之，感觉很悲壮，却不幸让关山海发现了，立即列队训话：
“刚进军营，就学会凶（酗）酒，像什么话？”
话音未落，苏娅一声尖锐的“报告”，让他愣了一愣，厉声问：“什么事？”
“是酗酒，而不是凶酒。”
“屁话。”他相当严肃地说。
“革命军人，不许口吐脏言。”她更严肃地回答。
关山海又是满脸灰土。
满脸灰土的关山海有意把难对付的女兵们拉到炎炎赤日下操练。头顶上没有一丝树阴，连鸟也懒得飞动，何况这些细皮嫩肉的小姑娘。他们表面上对关山海保持一种毫不示弱的派头，骨子里却恨不能人人踹他一脚。
踢正步时，要抬高腿做分解动作，许多女兵像被刈割的麦秆一样，龇牙咧嘴地倒下了。让关山海稍感欣慰的是，队列尾部最矮小的苏娅，却坚持到最后。
训练间隙，原地休息一刻钟。每当这宝贵的一刻钟即将结束时，女兵们为了拖延休息时间，就从不同的角度去吹捧教官。关山海被吹得有点不好意思，又不好立刻拉下脸向她们发火，就悻悻地踱到一边去，低头数自己的步子，很孤独的样子。女兵们发现，原来关教官并不十分可憎。
这期间，一个叫林玲的女学员兵，因为军校生活与她的希望偏差太大，便想回去继续念高中上大学，军训时有意在出操时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地走，特滑稽；打枪时，要么双眼紧闭，要么同时圆睁，关山海急了，用胶布贴住她的左眼，使她活脱像一个影视剧里常见的独眼龙，让旁观者笑得不三不四，严重地扰乱了军纪。结果，她如愿以偿，被退回原籍。后来，她竟考上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军训后期，又出现一个新的训练内容“紧急集合”，且大多在凌晨三四点进行。当急促的军号一响，你要在三分钟内，摸黑把一切行军的物品带齐：席子、备用衣服和解放鞋，军用水壶要灌满，挎包里要放着针线、茶杯、牙刷、指南针之类。
第一次紧急集合，笑话百出：有穿错别人的鞋子的，有将裤子反穿的，有将对襟扣子扣得七上八下的……洋相应有尽有。一窝蜂拥到外面，好不容易列队站好，急速行军开始了，便不时有东西从身上往下掉，或者背包干脆脱落，让人狼狈不堪。甚至，不少人忘记拿皮带，一边跑一边提着松松垮垮的大裤头，一个个像非洲鸵鸟，颠着身体你追我赶。个别女兵情急时居然尿了裤子。
于是，大家普遍地患上一种她们戏称的“紧急集合综合症”，紧张兮兮，神经兮兮。苏娅突发奇想，给战友们提出一个对策，即整夜和衣而坐，等那折磨人的军号一响，即吱溜下床，扛上早已打好的包和枪，夺门而去。事后，一个个相互嘲笑，笑得半天直不了腰。白天上军事知识课时，教室里的哈欠此起彼伏，弄得讲台上的教员满头雾水。
更有趣的是，有时她们如此折腾一夜，却并没有紧急集合令响起，弄得大伙儿心里都很失落，仿佛紧急集合又变成了一件可爱的事情。
说不清酸甜苦辣的新兵连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苏娅她们从少不更事的女孩变成了标准的女军人。矮小而有力的教官关山海临走的那天，还来看望了苏娅，说了一些激励上进的话。苏娅也说了一些一定要上进，不辜负他的期望的话。苏娅是少数几个对他存有好感的女兵之一。在一次野外作训时，她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下，是他在下面及时接住她，滚翻到小河中，又不顾自己的胳膊被乱石划得鲜血淋漓，抱着昏迷的她一路跑回医院。但他的严酷，也让她吃尽了苦头。有一次，她刚要进行匍匐前进训练，却猝不及防来了少女的初潮，忙起身报告关山海说：
“教官，我倒霉了。”
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双眼一瞪：“倒什么霉？神经病。你老老实实给我趴下，完成规定动作！”
少女的羞涩使她难以启齿说明真相，当她咬紧牙关爬到终点时，整个人早一塌糊涂。
末了，他说：“你真是个好兵。”
“你，”苏娅笑了那么一笑，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说，“您也是个好教官。”
其时，她心里同姐妹们一样，也笑骂他是个“倒霉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