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黑人，因主演《谁来吃晚餐》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终身贡贡献，而王大东于1987年却在中国演绎了“谁来吃晚餐”的交际哲学。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
合同签了，场地定了，人员来了，其他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王大东却不得不思考起这个问题：美式快餐炸鸡能否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自助式的用餐方式能否被中国人接受？多少价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肯德基进入北京之前，曾经有一家叫“毅力”的西式快餐公司打人市场，不久就以失败而告终。
王大东必须将自己的信心传递到所有员工身上。
信心是建立在科学的市场调查数据上的。
正因为对中国市场的把握并无可参考的数据借鉴，王大东他们干了在当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1987年初，王大东派了四个人在前门一带连续三天做人流量的调查，四个人分别在路口的东西南北掐着秒表记录过路人数。这四个人的神秘行为引起了行人好奇的围观。让许多人想不通的是，一个卖鸡的单位怎么干起了居委会大妈的工作了呢？
这四个人起早摸黑的工作没有白费。王大东掌握了这一带每天人流量在10万人以上，这让他感到放心。
采购工作也在艰难寻觅中渐有规律。用于炸鸡的原料在中国采购——肉鸡、油料、面粉、洋白菜、胡萝卜、葱头、食盐等都运到美国肯德基总部进行了化验，符合食品营养标准才能使用。油经过了三四次折腾，最后确定了用经过氧化的大豆起酥油。但盐却总不理想，那时候中国人吃的全是粗盐，听都没听过有细得像尘沙一样的粉盐，想拿粗盐加工却不成功，王大东最后决定采用进口盐。
与设计师们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盘盘碟碟，好不容易把该采购的弄得七七八八了，就是找不到“三隔盘”。中方总经理亲自出马，从北京跑到承德，从承德赶到景德镇，最后在陶瓷之乡佛山一个小作坊里，找到了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三隔盘”的“三格盘”。直到我在采访中方总经理时，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些天风尘仆仆，坐着拖拉机敲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翻遍小工厂各种杯盘碗碟，失望地摇头又只得自信地往前找。就在临回北京的那个黄昏，遇到一个穿着胶底拖鞋、摇着葵扇、吸着水烟斗的男人说，他知道哪里有。这男人带着北京来的肯德基中方总经理，走过12棵老榕树，穿过四五条古镇小巷，中方经理像第一次去参加地下党秘密聚会一样，既忐忑不安又前途未卜，终于到了一个小作坊，当场订下了这个小作坊历史以来最大的一批货。
说起这些，今天的人不一定能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王大东下了决心先从新加坡、香港运来了一些简单的设备到北京，开始试验产品的制造。
第一批肯德基炸鸡在北京诞生了。虽然诞生得有些匆忙，但这个日子还是应该记住。
第一批肯德基炸鸡没有在华丽的建筑里诞生，迎接它出生的人们也没有特别隆重地举行仪式。当时炸鸡使用的油、粉等都直接从香港带进来。试验的方法就是在北京找一个能把这些油炸锅打开来的地方。打开来以后，就开始试验产品。
在这种环境里，肯德基开始了他的真正中国之“行”。
王大东在第一批炸鸡问世后，就在中山公园、国际俱乐部和天坛公园三处拦路送“鸡”了。
免费请各种人品尝，对象包括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大人、小孩、老人，征求对炸鸡味道和价格的意见。肯德基员工用刚学会的肯德基的微笑，在马路上找一些完全不相识的人请他们吃鸡。
真是天上掉下馅饼了。
比馅饼更重的鸡让人白吃，一些人有些不太相信。
难道是一个陷阱？会不会是馊了、变味了的处理品？尽管心里有天大的疑问，肯德基还是终于在北京幸会了第一批主顾。
王大东回忆说，就是与路上的行人招呼，“我请你吃鸡翼”，然后把他带到事先安排的地方请他吃。吃完后，问他们的感觉，同时问他们：“若你买这个，觉得该付多少钱合适？”这样的工作做了差不多两个礼拜。这是测试一下老百姓对炸鸡接受的程度。
王大东在北京的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
当时北京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王大东在新加坡紧锣密鼓组织到中国来开发的队伍如训练、管理等人员，另外一拨是施工人员。
那个时候，国内找不到专业的施工队，更找不到有经验做一个快餐店的施工队。所以施工分为两个方面：装修工程的施工，由香港方面负责。我找了一个香港装修工程的大包，即工程总承包商，他又分包下去，有些活直接从香港调工人上来，有些活用广州的工人。早期的粗活用北京的工人，只限于土建方面，细活由广州、香港的工人来做。另一方面即设备，主要由新加坡来做。新加坡是设备商，如排烟、空调、不锈钢工作柜等，主要从新加坡调工人上来工作。国外雇的员工都吃过肯德基，而中国的雇员没有，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拨人都在朝一个日子会师，王大东从新加坡飞到北京就请会师的人吃饭。
说到吃饭，王大东在筹备期的半年里，最刻骨铭心的只有三次在中国的请客吃饭，带给他穿越岁月与生命本质的感悟，致使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对这三次请客有着难以言表的倾诉的热情。
第一次是前面提到过的签署租约合同。王大东交代助理，明天就要签约了，今晚我们肯德基请地主方吃个饭吧。结果那天晚宴来了十五桌，从居委会到养鸡场、从工商登记到水电供应、从科委到经委、从畜牧局到旅游局……全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济济一堂。王大东一进门震动不小，“老天爷！签个租约合同需要来这么多人吗？”
那天，他干了十五杯茅台。
王大东自认是个东方人，有四川酒国的遗传因子。他在西方文明背景里成长，已接受了西方餐饮文明。他年轻时就命中注定选择了职业方向，要做沟通东西方桥梁的工作。那时候他尚不知道，他也要做沟通东西方“吃饭哲学”的传人了。
他被茅台击倒了。这次事件后，王大东有了“茅台情结”，一见茅台酒就想吐，从此不再喝茅台。但他知道，他不喝茅台并不代表茅台酒不是好东西。
王大东明白，茅台还是要上的，因为茅台就是工作。
第二次请吃饭，是中秋节。
1987年的秋天，我从新加坡到北京视察工作。因为我们在美国住了那么久，对于中国传统的节日不那么重视，来了以后才知道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想中秋节了，在北京工作的香港施工人员，新加坡的训练人员，有些要回去有些会留下来。我对公司讲，凡是没有回去留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员，中秋节晚上我请大家吃顿饭。
我原来估计应该有四五个人吧，可那天晚上来了十四个，这些都是回不去的。我应该让大家团团圆圆。
这餐饭是愉快的。这些人当中有的几天前还受到了王大东的训斥。
那是因为肯德基餐厅铺的地砖让王大东生气，王大东让他们重铺了三次地砖。
第一次他来看，觉得地砖铺得真不像话，高低不平，施工的水平实在太差。他二话没说就一个字：拆！
重做出来后，还是不行。王大东要求再拆掉，然后从香港专门雇铺地砖的技术工人北上。
地砖就铺了三次，也够施工人员“悲惨”的。
生气归生气，中秋归中秋。
王大东也是恩怨分明，工作严厉时员工几乎人见人怕，谈笑之间又让人感到非常平易，尤其是与员工共享晚餐，更是幽默诙谐。
当时北京才刚改革开放，“外国人”在人们眼里跟现在看到的似乎不一样。
王大东像松下公司创立人松下幸之助一样，松下幸之助每当见到办公室，每当听到工厂马达声，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王大东在餐厅用餐发现一路小跑的服务员就感动。他喜欢敬业的员工，因为他觉得工作是一种喜悦，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饭也是一种喜悦。
第三次请人吃饭，是美国总部来人。肯德基即将开业，这一次请吃饭王大东充分运用了中国的交际哲学，其精彩绝伦让他至今还洋洋得意。
在这个期间，美国总部派了一些人来北京支援，其中包括负责品质管制的副总裁、营运标准的副总裁等等高级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是来检查我们的工作进度。
他们和我从香港飞至北京。到北京后，我叫人带他们去看长城，逛友谊商店，但这些美国工作人员见我这样，心里不踏实。他们开始跟我讲，你安排我们去旅游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工作。我说，不忙不忙，你们先旅游吧。
我心里有数，因为我一到北京，我的工作人员就对我说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解决。那时候在中国，我们的工作方式与西方了解的有所不同。我一方面处理北京的工作，另一方面招呼这些美国访客。
到了他们快回去的前两三天，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我请他们吃饭。我知道我主要是在组织一个晚饭会议。美国人多次说，我们来了那么久，什么事也没有做，搞什么鬼？我们还有两三天就要回去了。他们实在有些着急，我说，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参加一个晚宴。
我知道晚宴已经准备好了，事情成败主要看谁来参加这个晚宴，什么样的人来就能解决到什么样的问题。北京副市长孙福林答应要来参加，所以我就把供电局、供水局、消防局、工商局、税务局、公路局的代表约来了。等美国总部的人落座后，我就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大家认识。孙副市长来了就问我，工作进度怎么样，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困难，我一一如实给他说了，市长就对主管单位的局长说，这个请照顾一下，那个请迅速办妥，当场吩咐交代，现场解决问题，在这一两星期中美国人提出的问题，就以这种方式解决了。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此时他们才知道，在中国处理事情的方式是这样的。
第二天，美国客人高高兴兴地坐飞机回去了。他们跟我讲，原来在中国要办事情是要看谁来吃饭的。
东西方对“吃”的理解有着重大分歧。东方“吃”的含义似乎要丰富许多。
吃，不仅是食为先的腹部运动，也是一种脑力运动。中国人不仅把请吃饭当做一种礼仪形式，更是把请吃饭当作增进情感的实际内容。“你和谁一起吃饭”有时就是一个信号，这信号里有各种复杂并且不便言说的含义。
很多人惊讶王大东这个满脑子西方原则的固执的成年人，竟有如鱼得水的适应环境的另一面。
他到了北京后就爱上了坐红旗车，每次都要让红旗车去机场接他，后来干脆买了一辆。不用细说，反正在当时的中国，红旗车就是一种标志。
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政治地位。
那么请人吃饭呢？谁来吃晚餐的意义就显示了。
美国有一部电影，一位黑人演员因为出演此片而获奥斯卡终身贡献奖。这部片名叫《谁来吃晚餐》，像《飘》一样有名。王大东在1987年里多次闪过这部电影的画面。
1956年，61岁的松下幸之助在一次演讲中称自己是“附带方向指示机的倒茶者”，他说董事长是干什么的呢？是给大家倒茶的角色。1987年，41岁的王大东有时也成了倒酒的角色。这也是——“时也，势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