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初秋的一天，我收到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寄自东京的新一期《日中文化交流》会刊。时值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随刊寄来的还有一本关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文学生平的纪念册。册内有一张井上靖旧时的照片，十分引人注意。照片上的井上靖三十岁左右，站在一面表砖与卧砖混合垒起的高墙前，头戴顶部略窄的日军战斗帽，身穿配有帽兜的日军黄呢大衣。人虽然蓄着上髭，但面貌并不精神，眼部有些浮肿，那缩进宽而长的大衣袖子里的双手似乎还加剧了他的寒冷感。照片下方注有拍摄时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地点是石家庄野战预备医院。那么，以热爱中国历史文化而闻名并大量取材中国历史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井上靖，原来曾是当年侵华日军的一员。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事实，也是很多喜欢井上靖的中国读者并不了解的一段历史。
井上靖（一九○七—一九九一）的名字在日本影响深远，在中国也拥有很多读者。特别是当他写于一九五九年的历史小说《敦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他本人也自此连续访问中国二十七次之多以后。一九八○年，七十三岁高龄的井上靖，又应邀担任大型系列电视片《丝绸之路》的艺术顾问，与日本广播协会、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制人员一起探访丝路古道，追寻历史足迹，实现了自己向世界观众介绍丝绸之路历史变迁的愿望。《敦煌》被德间康快拍成电影，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放映，掀起了一阵“敦煌热”。无数观众从《敦煌》的故事中惊奇地注目中国西部，更有大批游人拿着井上靖的西域小说，走上去往敦煌的漫长征程。而他的一批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创作的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之争》《孔子》等，均获各种日本文学大奖。有评论家称，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像井上靖这样大量取材中国历史进行创作的作家，在世界文坛都是少见的。在这类艺术实践中，作家寄予了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对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亦有所秉承和借鉴。他在涉及这种题材时严谨的治学态度亦深得史学家的称道。井上靖不仅是日本当代影响极大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诗人，还是日中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家、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本艺术院委员、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以及日本笔会会长等，于一九八○年担任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达十年，并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但是，在这里我要打住详述文学的井上靖，我想说的是，越是了解井上靖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成就，便越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他那张摄于一九三七年的照片。
我无意用那张一九三七年的照片来抵消一位日本著名作家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地位，也并不仅仅因为那照片拍摄于我生活多年的城市石家庄，更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我想探究的是，井上靖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初次见到敦煌时曾经感叹说：“我与中国太相通了！”他浓厚的中国情结使他把中国历史变成毕生的重要写作资源。那么他对一九三七年自己的那段中国经历有过讲述和记录吗？如果有，是以何种方式，又在哪里呢？我尽自己所能开始查阅资料，发现就我的目力所及，井上靖鲜有——或者从未有文字公开表述过一九三七年自己的那段经历。在他逝世后有关他的简历写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时也很简单：一九三六年三月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科。八月，就职于大阪每日新闻社编辑局学艺部《星期天每日》课。一九三七年八月，作为“日中战争后备兵”入伍。九月，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野炮兵第三连队辎重兵中队，开往中国北部。十一月，因脚气（软脚病）入石家庄野战医院治疗。一九三八年一月，返回日本内地后退役。从简历推算，井上靖作为“日中战争后备兵”在中国的时间是四个月，且是因病退役。四个月时间，他在石家庄都做了些什么呢？一个如此热爱中国书写中国的作家该不会真的对那段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吧？我希望进一步了解，却暂时一无所获。
去年十月，我应邀在东京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演讲，论坛，和我所钦佩的日本电影导演讨论小说和电影，和普通市民听众对话，喜庆的酒会，欢宴。这是我第三次访问日本，与新朋老友的见面令人愉悦。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现任会长辻井乔先生、理事长黑井千次先生、专务理事佐藤纯子女士、常任理事横川健先生和木村女士……他们是半个世纪的风雨中既艰难又美好的日中友谊的推动者和见证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两国间的民间文化大使，我定期收阅的《日中文化交流》便是他们的会刊。和他们见面，使我又想到纪念册上井上靖那张旧时的照片，而井上靖是日中文交会曾经的会长。于是，在一个晚上和文交会几位老朋友聚会时，借着温热的清酒，我向坐在餐桌对面的佐藤纯子女士提起了那张照片。我的这个提及让一直开朗地笑着的佐藤女士立刻严肃起来，素有“豪饮”之称的她还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她直视着我的眼睛，目光里没有躲闪，我预感到，她是那照片背后的故事的“知情人”。果然她对我说：“谢谢你提起这个话题。即使你不问，我也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的。特别还因为石家庄是你生活的城市。”
我由此知道一九三七年井上靖的确在石家庄住过四个月。
据佐藤女士讲，一九三六年井上靖在日本被征兵入伍后，于一九三七年秋作为二等兵到达石家庄，在石家庄度过了不愉快的冬天。因为日本军队里的二等兵大多文化不高，所以被视为低等，标志之一就是可以遭受长官随意训斥并挨打。二等兵井上靖就经常遭长官训斥。这并非因为他文化不高——他在入伍前已经发表了戏剧剧本。他不受赏识是因为他动作的迟缓和精神的散漫。比如行军时常常掉队，又比如有一次他弄丢了枪上的刺刀。日本士兵被告之刺刀是天皇所赠，是不可以丢的，井上靖为此可能挨过打。很快他便患病——脚气病吧（但佐藤女士说是受伤），接着被送入日军在石家庄的野战预备医院治疗。那张照片应该就是在住院期间所拍。从作为背景的井上靖身后的那面临时拼凑的高墙看，这医院本身也是临时拼凑的。石家庄的医院没有治好井上靖的脚气，他又被转往天津的日本陆军医院。在天津的医院里，井上靖逐渐受人欢迎。因为他经常替周围的伤员写家信，并且在一次收听日本电台的广播中，意外地听到了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明治之月》的主题歌。这使他激动不已，可以猜测文学又一次固执地召唤了他，而他真的在不久之后就回到日本退役，此后终其一生从事写作。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井上靖可能是幸运的。假如我们设想一九三七年的井上靖是被迫入伍，他本人对那场侵略战争是消极的躲避态度，那么并不是每一个持这种态度的日本军人都能够从战场顺利逃脱。我曾经在上海档案馆读到过当年《申报》上的一则新闻：某日军士兵因厌恶在华作战，在中国北方某镇上的一口井边，当众脱光身上的军装，连同枪和子弹全部扔进井中，然后裸体着扬长而去，立刻被他的长官当场击毙在街上。我于是又和佐藤女士展开探讨。我说，从井上靖先生的履历看，他父亲是一名少将衔的军医，井上靖的因病退役是否有父子间的默契并且靠了父亲的暗中活动呢？
佐藤女士婉转地否认了我的揣测，她说井上靖的父亲一九三一年已经退役。
当我问及佐藤女士她掌握的这些史实的来源时，佐藤女士说，是井上靖在世时讲给她和几个友人的。那么他通常在什么情形下会讲起这些呢？
喝酒喝多的时候。佐藤女士告诉我。井上靖也是善饮之士吧，晚年的时候他经常会喝多酒，每逢喝多，就会讲起一九三七年在石家庄的那四个月。佐藤女士回忆说，有一次他讲到离开石家庄转往天津陆军医院时，他独自对着石家庄的方向敬了一个礼说：“石家庄人民，我对不起你们！”讲到这里佐藤女士突然哭了，她模仿井上靖敬礼的姿势，抬起右手放在额边，也对着我敬了个礼说：“当时他就是这样对中国的石家庄说对不起的。”
我无言以对，只是感受着佐藤女士那一瞬间代表着井上靖传递出的深远的愧疚，感受着佐藤女士的这个敬礼其实已远不是模仿，这里也有她本人心中的诚意。这时我想起井上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国频繁的访问，他又去过石家庄吗？我询问日本友人，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佐藤女士告诉我，井上靖在一九三七年之后从来没有再去过石家庄。记得八十年代有一次她陪同井上靖在中国旅行，飞机临时降落在石家庄机场，她问他您不想出去看看这个城市吗？井上靖摇头说“不”，他坚持不出机场。这件事留给佐藤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在石家庄的四个月，井上靖究竟还做了什么呢？他必须看见他从不愿看见的吧，他必须相信他从不敢相信的吧，或者，他也做过他最不愿意做的吧……关于这些，他没有向包括佐藤女士在内的友人讲述，佐藤女士也向我证实了，井上靖的确没有关于这段经历的公开的文字。在井上靖的晚年，几位朋友只是不断地听井上靖说，他有一个笔记本，记录了当时的一切。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深知笔记本对于有些作家的重要。即使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作家的纸质笔记本仍然有着某种古老而确凿的物质价值，更有着蕴含作家体温的可以触摸的精神线索。而井上靖那特殊的四个月经历使他的笔记本在我看来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它在哪儿呢？
佐藤女士告诉我，井上靖反复讲过的那个笔记本据说在他家人的手中。但当他逝世后，文交会的友人询问那个笔记本的去向时，家人说已经找不到了。
在去年秋天和日本友人那晚的聚会上，我曾经提议文交会的朋友们设法再与井上靖先生的亲属联系，寻找他的那个笔记本，这原本也是佐藤女士他们的愿望。
今年适逢日中文化交流年，三月，佐藤女士一行访问北京时我们再次相遇。她主动向我提起了井上靖的笔记本，遗憾的是，它确实不见了。
这个结果的确叫人遗憾，可这个结果，又仿佛是我早已料到的。我只是感叹，一位能够走火入魔地研究中国历史，并有能力以此为出发点挥洒才情，展开宏大叙事的文学大家，却最终无法面对自己在那几个月的中国经历。而当我们不断地猜想着井上靖那失踪的笔记本时，井上靖不也一直在猜想着世人吗，猜想着当笔记本公开后世人将对他如何评价。相比之下，也许井上靖心灵的镣铐更加沉重。这是一个作家良知的尴尬，也是一个人永世的道德挣扎。由此我甚至可以开始新的揣测：那个笔记本，它当真存在过吗？也许作为一个作家的井上靖，只是假想着它应该存在吧；而作为当年日军辎重兵团的一名二等兵，它实在又“不便”存在。井上靖在晚年向友人的不断讲述，似乎也印证了这两者间激烈的冲突。我尝试着把他的讲述理解成避免灵魂爆炸的一种小心而又痛苦的释放。
在春意盎然的北京，我望着又一次相逢的佐藤女士和木村女士，望着总是温和微笑的横川健先生，他们是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元老级”人物，当他们还是青年和少女的时候就决定把一生奉献给推动日中友好的事业。如今他们已经进入“日历年龄”的老年，但他们典雅庄重的衣饰，乐观爽朗的谈吐，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对中国始终不渝的爱，总是令我肃然起敬。也因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在面对历史时勇敢和正义的作为，才使他们能够在井上靖的文学纪念册上刊印出他那张旧时的照片。我想，长眠地下的井上靖如果有知，也许会稍感灵魂的解脱。毕竟，他的友人们在他多年的口述中窥见了他的情感深处，最终代他公开了他始终犹豫着怯懦着无力公开的一段历史形象。
我不打算再去追问井上靖的笔记本，眼前只闪现着年轻的、眼睛浮肿的井上靖七十年前面对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那个歉疚的敬礼。我更愿意相信，井上靖本人也已经用一生的时光，反省了那几乎是永远无法告之于人的四个月，并且用他的文学他的影响力呼吁和实践着日本中国世代友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