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河北家中接待了日本学者池泽实芳一家。池泽先生是日本福岛的大学教授，年纪不到五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翻译我的小说。他的夫人真澄女士是一所中学的电脑教师，生性活泼、热情，会弹钢琴。他们的儿子名叫竹叶，正读初中。我与池泽一家相识于十年前。那时，池泽先生被河北一所大学聘为日语教师，携带家眷，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安顿下来。我们认识不久，池泽夫妇便诚邀我去他们家做客。在他们简单的临时寓所里，池泽夫人隆重地为我表演茶道。她的高髻盛装、杯中香茗，以及古朴瓷瓶中代替鲜花的青草，营造出一种宁静、淳美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散文《草戒指》中，表达了当时的感受。后来，我便也邀请池泽一家来我家做客。记得每一次相聚大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四岁的竹叶，似乎很习惯我的家庭——可能他在校园里太寂寞了吧。池泽先生告诉我，专家食堂厨师的儿子是他惟一的朋友，竹叶常跟随这朋友攀爬厨房门前的煤堆。他小小年纪来到中国，水土也不服，加之蚊虫叮咬，脸上、胳膊上总是带着几粒小红疙瘩。使大家开心的也许还有我家的菜肴。由于父亲非同一般的烹调技艺，也由于父母对我的客人一贯的热情，我们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一直延续到一年后池泽一家离开中国。这期间，池泽先生还把他的两位日本同事带到我家。其中一位先生很能喝酒，一次在吃饭时他忽然发现酒柜中有一瓶品牌为“菊正宗”的日本清酒，便带着馋酒的人特有的神情问我能不能让他尝一点。于是，我便把另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的这瓶“珍藏”着的“菊正宗”献出来了。他喝着，口中不时发出陶醉般的感叹，然后他就像回到家一样，流着泪，唱起歌来。那歌仿佛是些民间小调，思乡的意味很浓。
那晚客人离开后，父亲对我说，饭桌上池泽先生他们的歌声，忽然引他想起一段少年往事。半个世纪前，他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乡村少年，他们村子附近驻扎着一支日本军队，一个小队吧，二三十人。那些日本兵每天傍晚都要排着队唱歌，每天唱的都是同一首歌。他们头戴战斗帽，肩荷“三八”式步枪，右手高抬，步伐整齐，狠命踏着脚下的黄土。随着行进的步伐，黄土在他们脚下飞溅。他们的唱不如说是吼。每天是同一种步伐，每天是同一首歌。久之，父亲竟记住了那歌词、那旋律，但他终归不解其意。他只是想，他们那歌一定和那场侵略战争有关。他们的歌唱不是娱乐，他们口中的歌如同他们头上的钢盔、肩上的刺刀、脚上的皮靴，那是他们欺侮中国人的武装。这供军队天天放声的歌不是在鼓动这些军人侵略别国的士气又能是什么呢？久而久之，那遥远的旋律总像是他心中的一个阴影，一个永久的不快。他对我说，刚才他很想打断饭桌上日本客人的歌声，问问他们知不知道有这样一首旧歌，这首歌在残酷的一九四二年被驻扎在冀中乡村的一支日本军队反复咏唱。半个世纪以来，其实父亲一直很想知道他们唱的究竟是些什么。
我对父亲说，为什么不问问池泽先生。父亲说，这势必要引出些尴尬。我们的谈话没有再继续。
但从那天以后，那首歌在父亲的脑子里又“死灰复燃”了，有时他还能哼出两句。一次——大约是池泽一家回国后，他有点后悔地说，为什么我们总想着给别人留面子呢？当时还不如问了的好。
十年过去了。
今年三月，池泽先生一家又来中国，访问我的家庭是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他还要与我商量由他翻译的关于我的第二本日文版小说集出版的一些细节。十年光阴，变化最大的是他们的儿子竹叶。眼前的竹叶，个子快要超过他父亲了，是个反应机敏、有礼貌的大小伙子。面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你不能不相信时光的流逝。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竹叶什么记忆也没有，当年校园里那厨师的儿子他也想不起来了。靠了父母的介绍，他才知道儿时的他在中国生活过。
久别重逢，我们都记起了从前的美好时光。我知道池泽一家喜欢中国菜，但想起我们的城市已有多家“日本料理”，便订好位子，请客人去吃中国的“日本料理”。如今在中国的日式餐馆里，不仅有多种品牌的日本清酒，还有日本女士喜欢的梅子酒。当我们举杯互相祝福时，不约而同都想起了十年前在我家“畅饮”的那半瓶“菊正宗”。席间，池泽夫妇不断地对中国的变化表示惊讶，这时——就在这时，我发现父亲的表现有点反常，他突然变得话少起来，对池泽夫妇的感叹只是心不在焉地随声附和。这不像是他待客的风度，我立刻想起了那首歌。果然，父亲悄声对我说：“现在我准备问问那首歌的事。”既然父亲执意要问，我倒也觉得这或许是个好时机。餐馆毕竟是个中性场所，好似两国交战中的中立国。少一些家庭气氛，会少几分尴尬。
父亲先是没头没脑地说起竹叶的年龄。他说，抗战时他比竹叶还小，可战争也与他的命运有关联。一次日本兵进村扫荡，他曾作为人质被捉，差点被抛入已在燃烧着的地道里。
我看见池泽夫妇放下筷子已正襟危坐，低垂着眼睑，显出一点儿愧疚和一点儿紧张。父亲对眼前的气氛自然也有觉察，便说：“现在我要向池泽先生请教的不是那场战争，而是一首歌，许多年来我始终不解其意。”接着父亲就唱出了那歌的旋律，并描述了当年日本兵唱歌时的情景：那高抬的手臂，脚下被皮靴碾碎的黄土……吼着，前进着。
这时，池泽夫妇的表情却逐渐发生了变化，那几乎是一种不约而同的放松。真澄女士反应最机敏，她迫不及待地对父亲说，那是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儿童歌曲，旋律很优美，是池泽夫妇这代人儿时在放学的路上经常唱起的歌儿。“但是他们把节奏唱错了。”“他们”，指的是当年那些荷枪齐步走的日本兵。“应该这样唱。”真澄女士说着，摆着舒缓的手势把那首歌复唱一遍。唱完，池泽先生又为父亲把那歌词作了翻译。原来那首歌名叫《小小的晚霞》，歌词大意是，晚霞出来了，天快黑了，山上寺庙的钟声响了，手拉着手大家都回家吧，就像乌鸦归巢一样……
原来是这样，原来当年的日本兵唱的是一首日本童谣，这是父亲料想不到的。他更没想到，日本兵把这童谣抒情的四分之四节奏改成了进行曲速度，竟让他听上去充满粗鲁的杀机。父亲的叙述和他心灵的创伤使池泽夫妇的心情不能平静，为了扭转父亲对这童谣的印象，他们夫妇又合唱了一遍正确的《小小的晚霞》，那实在是一首优美动听的儿歌。
饭后池泽一家再来我家喝茶。我们都想缓和一下刚才饭桌上稍显紧张和不安的气氛，我们也不再提及《小小的晚霞》。我们谈文学，谈中国的变革，直到天色已晚，竹叶也昏昏欲睡。客人准备告辞了。当他们在门廊穿戴好鞋帽时，池泽夫人突然撇下丈夫、儿子，奔向客厅的钢琴，有点激动地邀请父亲说：“要告辞了，铁扬先生，让我们再唱一遍歌吧！”然后她坐下，为我父亲伴奏。他们用《小小的晚霞》本来的节奏，唱出了它本来的诗意，唱出了它本来的单纯和恬静。我望着琴凳上池泽夫人纤弱的背影，领会着她的一片心意。她是决心要再次为这歌正名的，以此驱走当年它留在父亲心中的阴影。
那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时刻，而人类的和平景象如果要用具体的形象来比喻，便是两个不同国籍的人共同吟唱着一首能使人类心灵相通的儿歌。
不久，我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访问日本，池泽先生专程由福岛赶来东京看我。他托我转给父亲一件礼物：一张《小小的晚霞》的CD盘。细心的池泽先生附上了中文歌词，并摘录了一些有关这首歌的资料给父亲。
《小小的晚霞》大概创作于一九二三年，最初发表在日本的《文化乐谱——新的童谣》上，很快便被广泛传播。从一九五○年到现在，一直被收入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歌词有两段：
晚霞啊晚霞，天黑了，
山上寺庙的钟声响了，
手拉着手都回家吧，
就像乌鸦归巢一样。
孩子们回家了，
月亮出来了，
小鸟做梦的时候，
亮晶晶的星星闪耀了。
《小小的晚霞》也曾被改写过，改写过的歌词被收在笠木透先生编辑的激光丛书《昨天生了猪仔》里。歌词是这样的：
晚霞啊晚霞，天也不黑，
山上寺庙的钟声也不响，
战争怎么也没有完？
乌鸦也没有家可归。
编者推测歌词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左右被改写的。“那时在日本国内，虽然东条首相每次广播都说‘皇军在各地转战，连战连胜，真是甚感同庆之至’，然而东京却遭到美国人的轰炸。川崎、名古屋、横须贺、神户等也被轰炸。日本国内很快进入战时状态。因物资极度匮乏，政府制定了《限制奢侈品等制造贩卖的规则》，并打出‘奢侈是敌’的招牌。贵重金属、戒指、西服、项链、领带别针、银制品、象牙制品、高级纺织品、钟表和照相机都被看为奢侈品。长长的袖子也被认为是浪费布料，故开始了‘截袖子’运动。同时霓虹灯和妇女烫发均被禁止，舞厅和少女歌舞剧里的男装丽人也消失了”。编者还记得那时小学的校园里搜集了很多铁壶、佩刀以及各种铜制品，寺庙里的钟也是提供的对象。肉类、蔬菜、大米奇缺，社会变成了什么也没有的世界：没有山上寺庙的钟声，没有小小的晚霞，乌鸦没有家可归，战争也没有结束。
那么，这改写过的歌词便不再是一般的童谣，那是反战、厌战的呼声。
回国以后，父亲和我多次听过《小小的晚霞》的CD，那是由日本著名歌手安田祥子和由纪两人以重唱的形式唱出的，她们用朴素无华的音调唱出了至纯至美的境界。原来一个单纯的回家的愿望也足以使人心碎的。可是，在六十年前由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中，唱歌的那群日本兵，他们怎么了？傍晚他们反复咏唱这《小小的晚霞》，激烈地表达着“回家”的情绪，白天他们却仍然会拧着一个中国少年的胳膊将他往烈焰滚滚的地道里扔。也许这一切都算不得奇怪吧，在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里，就有些文科大学生，衣兜里揣着鲁迅的小说的。
我注意到，在大人们唱起《小小的晚霞》那天，十四岁的竹叶没有跟着唱。我不知道在新世纪的日本小学的音乐课本里是否收入了这支流传久远的歌儿？也许竹叶之所以不唱，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少年的害羞。也许他这一代人对这老掉牙的儿歌不感兴趣，对发生在上个世纪的那场侵略战争也一无所知。在日本，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寿司、酱汤，他们更热衷于麦当劳和法国菜。但我相信《小小的晚霞》会有它存在的永恒价值，因为它抒发了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终的朴素愿望：回到自己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