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有十天时间在台湾访问。先是高雄，后是台北。看宝岛由南向北，节目紧密，令我感到用“走马观花”都不足以表现我们行色的匆忙，或者把此行称做“跑马观花”更为合适。既是“跑马”，文字就不免仓促，感受缤纷而又缭乱，记下只言片语，以念这次美好的旅行。
萧飒像家长
此行我们的东道主是高雄市文艺协会，该会会长、小说家萧飒先生仪表超群，举止潇洒，装束得体，虽年逾六十，却常有二十岁青年的激情在脸上、在谈吐里。这样的男性，最易具备清高孤傲之气，但与萧飒相处十天，我倒觉得他更像一个爱操心、不怕麻烦、更不惧费口舌的家长。我这样说原因有二：一是台湾使我没有陌生感，东道主和我们这一行十余人临时组成的旅行团，如同一家，主人身份的萧飒自然好比这家的“家长”之一；二是萧飒本人对大陆“家人”所表现出来的热忱委实叫人感动。他事必躬亲，每至一处，食宿虽有妥帖安排，他却还要把客人的房间逐一看过，并及时征询意见。他常是一个活动中的多种角色，是导演，是主持人，是节目出演者，是导游，甚至担负着对某种菜肴或某种花草的说明讲解工作，讲起来不厌其烦，生怕冷落了客人。他还特别心细，有一回在从高雄去台北的途中，舒适的大巴和车中的冷气令我昏昏欲睡，而这时萧飒正在向大家介绍窗外的乡间景色。我于朦胧中忽听萧飒叫着我的名字说：“铁凝小姐，请把你的眼睛睁开，请把你的眼睛睁开，看一看台中的风景吧！”我睁了眼，看了一眼台中的风景，又闭上了。过了一会儿耳边又响起萧飒顽强的声音：“铁凝小姐，我再次请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窗外。”我再次睁开了眼，觉得自己颇像一个专惹大人不高兴的、不知好歹的儿童。一年之后，每当想起萧飒，耳边首先会响起那个反复要我睁眼的声音。这时我有一种通常的孩子对家长的声音的感觉：有点絮叨，但是亲。
萧飒还特别认真，他赠一册他的小说集《裸画》，要我“指教”。他的小说切近人生，既有对小人物略带辛酸的关怀，也有对艺术、人性和生命本意的形而上的思考。我送他一本我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请他批评。回大陆后，有一晚忽接高雄打来的电话，是萧飒。他打这个电话专为谈对我小说的读后感，他说因为他答应过我。这个穿越海峡的电话使我明白，萧飒何以敢在他主持的高雄文协不名一文的前提下，接待我们的大陆作家代表团。正应了毛**那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萧飒与他的认真、执拗和对大陆同胞的满腔情意，与他的同仁一道终于迎来了我们。他们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钱，但他们付出的辛苦比筹到的金钱多许多；他们收获的友谊也比筹到的金钱多许多。
热的街和热的人
曾经去过海南，觉得挺热。到了高雄，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热，也才明白为什么高雄的男男女女均是长衫长裤长裙——高雄的太阳似能把皮肤烤焦。高雄的街并不宽广，街上永远拥挤着汽车和摩托车，自行车已十分罕见。那些骑摩托车的人怕吸入废气，人人都戴着厚实的花口罩，这是为了阻隔污染，但更像是对现代化的恐惧。如此多的车辆，街道却安安静静。据说二十年前的高雄街上还是混乱一片的，街窄车多，司机们拼了命地按喇叭，满街刺耳的噪音曾使行人彼此听不到讲话。后来市府下决心治理噪音污染，交通法规明确规定市内车辆不准鸣笛，才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局面。这也应该说是高雄市民素质不断提高的结果吧。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确取决于它的市民的素质高低。在闷热然而清洁的高雄街上，密密麻麻的车辆河一样安静地流淌着，间或有一群群戴着花口罩的骑摩托车者掺杂其中，车们的豪华气派和花口罩诙谐的人情味儿也算是今日高雄生活中一个奇特的形象组合。
天气是热的，人心更热。高雄市政府官员廖金得是此次我们台湾之行热诚的促成人之一。廖金得是个善交际、信息广、乐于助人的义气之士，职务之余也写散文，曾有专门研究槟榔文化的著述。他请我们去他家中做客，毫无虚荣地告诉我们，他的太太就在楼下开了一间牛肉面馆。他在“社会局”（类似大陆民政局）曾经从事殡葬管理，因此谈话中还常流露出职业特点，比如说邓丽君的殡葬花费为一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三千万左右），她本人财产有四十亿新台币等等，我们均是从他口中得知。
另一位热心人诗人裴源，几乎要“垄断”我们每日活动之外的所有时间。他驾车陪我们逛超市、游爱河（穿越高雄市区的一条河），还在某日的晚餐之后邀我们去一家名叫“乡根”的西餐厅吃冰点。好像有一道名叫“火树银花”的香蕉菠萝，是喷溅着咝咝作响的火花、冒着小蓝火苗被服务员端上来的。在“乡根”幽暗、典雅的店堂内，这些燃烧着火苗的水果给我们带来了轻松的愉悦。出了“乡根”，裴先生又执意请我们去一间带画廊的茶室。茶室门口有一个面摊，裴先生便不顾我们肠胃的拥挤，执意要我们坐在路边品尝据他说是十分美味的小吃。这位祖籍山东的诗人似乎不知如何才能向我们表述他的乡情，常见他在每日课余（他在一所中专任教）一头热汗地赶来加入我们的活动。他还为我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画像——速写吧，全部是侧面，并且每帧画像上的人都长得差不多。他的画作或许比他的诗作稍微逊色，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他的这份心意。
“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去过了台湾省最南端的屏东和垦丁，才觉得高雄的热原来并非热的极致。屏东和垦丁是真正的热岛。我们由高雄到此，居住在一个名叫青年活动中心的地方，正遇停电，于是户外的热浪和没有冷气的室内温度融为一体，一瞬间令人颇有走投无路之感，只好不断冲澡降温。这里是地道的台南乡下，民风质朴畅达。在屏东县的林边乡，我们参观了渔业大王林莲祥的奇石收藏馆。馆中的确有许多好石头，以东南亚所产居多，叫人觉得这世界上许多石头其实比人更有情感，也更温暖。聪明的林先生郑重其事地请代表团各位给石头命名，我选了一块起名为“老祖母”。后来听说我们命名过的石头均以不菲的价格被买走。出了奇石馆，我们去县内一家海鲜馆吃午餐。正巧这家馆子有婚宴，但见门前车水马龙，车辆大都是奔驰560或本田、尼桑。此地农民家中有一两辆这类轿车者不在少数。新娘、新郎正站在门口迎接宾客，均是西式打扮：新郎燕尾服；新娘白色袒胸婚纱，脸上妆很浓，热汗已不断滑落到裸露的颈上，表情是幸福和焦躁并存的，因为身后的海鲜馆内，正是中国式的人声鼎沸。我们绕过迎宾的新人，赶上二楼入座时，县、乡级的官员立刻走过来与我们热烈握手，大声寒暄。席间，几位乡长涨红着脸、举着酒杯挨桌劝酒，遇不胜白酒者，他们便高声道：“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我！”这久违了的劝酒句令我惊讶，令我感到亲近。在大陆的北方乡下，在农民的土炕上，在县招待所的酒桌上，我是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的。一时间我觉得我并不曾出远门，我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我觉得有一个事实不可改变——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热也好冷也好，海也好山也好，什么也不能否定，我们和这些初次谋面却并不生分的人们本出自一条乡根。
我的蒙文老师
我们代表团中的阿尔泰，是来自内蒙古的诗人。他高大、沉稳，铁塔似的，话不多，出言却必有阿尔泰式的慢吞吞的俏皮，一路上惹得高雄的两位散文女作家陈丽卿、洪丽玉开怀欢笑。陈、洪二位小姐，是自我们抵达高雄直至我们离开台湾始终陪同我们的可爱女性。陈丽卿娴静典雅，洪丽玉英姿飒爽。我们一路并无特别的客套，但心是近的。陈、洪二位对语言似有特别的敏感，她们说，她们非常喜欢听我讲普通话，快而清晰，上下嘴唇仿佛碰也未碰，那些难以对付的卷舌音就流利地飘了出来。“好叫人羡慕哇！”她们认真地盯着我的唇，由衷地叹道。然而她们也喜欢听阿尔泰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比方说“海鲜的我不吃”这类句式；比方说，由于他发音不准，老是把山东来的诗人吴茂泉说成“五毛钱”。我想，她们喜爱的是阿尔泰的语音里那浓重的草原气息吧。她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是北方男性那么一种深厚、宽广、大智若愚的气概。
在一些场合，主人和客人都要出演节目，我和阿尔泰合作了《敖包相会》这首歌，我用汉语，阿尔泰用蒙文。事后他对我说：“用汉语唱《敖包相会》有什么意思嘛，你在那里唱，我好像不认识你。”我就说，我很愿意试一试学蒙文。于是阿尔泰便利用琐碎时间热心地教我《敖包相会》的蒙文歌词，并耐心地给我示范一些字的微妙发音。在去往台湾原住民文化村的途中，我总算能够比较连贯地掌握《敖包相会》的蒙文歌词了。这样，在当晚的一个宴会上，我和阿尔泰先用汉语，后用蒙文演唱了《敖包相会》，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样，《敖包相会》就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从高雄一直唱到台北，以至于有电台和电视台欲邀请我们去录音录像。阿尔泰夸奖了我的演唱，甚至说我比他们歌舞团的汉族演员学得都快。他说现在我认识你了，我要把我的感想写成一首诗，用蒙文，你读不懂，而且我不翻译。由于他身材的高大，他跟人讲话时必得缓缓低下头侧过脸，像一头大象对一个昆虫发言，并且竭力轻声，生怕吓着谁似的。
我其实并不真信阿尔泰对我的夸奖，我之所以敢于“现趸现卖”，大概因为听众里无人能够评判我的蒙文水准。此外，当时的气氛也很要紧。那是一种融洽的、渴望心与心沟通的气氛。在那个热的季节，在那个热的岛上，要是我和阿尔泰一道，果真用新学的蒙文把大草原的草香传递给了那些不曾见识草原的同胞，我已知足。
林海音
在台北，当我与我喜爱的作家林海音会面时，这位身材娇巧、雍容端庄的小老太太给了我特殊的亲切之感。她那幽默活泼、口齿清晰的纯正京腔，骤然间把台北与北京拉得如此切近。我惊奇地倾听着她的闲聊，揣度她何以能够在离开北京近五十年的岁月里执拗地捍卫了北京的口音。她的《城南旧事》感动着我母亲那一辈人，也每每令我感动。回来之后，在秋日的夜晚读林海音送给我的未经删节的原版《城南旧事》，耳边尽是台北细雨中她那毫不做作的京腔。思绪又岔开去，想起大陆的一些节目主持人和影、视、歌星，其中越是未曾离开大陆者，却不知为什么越要先在说话上把自己变成这块土地的生人。这时我方才明白林海音捍卫的何止是一种口音呢，她不敢忘却的其实是影响了作家终生的那种根底结实、平凡热闹的童年生活。
只可惜时间太短，参观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是匆匆的，在林海音家看她情趣盎然的照相簿也是匆匆的。我曾指着一帧林海音穿黑色薄纱晚装的照片，对她说她穿这件衣服有种特别的韵味，她马上说：“咱们先去吃午饭，一会儿回来看我的衣服！”中午，林海音在一家德国馆子请我们吃西餐，在座的有林海音的先生夏承楹和代表团金坚范、蒋翠林二位。林海音知我们喜海鲜，特别叫了香蒜明虾。果然我胃口大开，刹那间就将盘子吃光。林海音问我好吃吗，我说这只空盘子就是证明啊。林海音笑着说可是你还没拍巴掌哪。于是我拍了巴掌。林海音又笑着说：“瞧这铁凝，长得眉是眉，眼是眼的！”她好像在夸自家的孩子，可在她那历练过人生的安详美丽的容貌上，我会忽然捕捉到一种女孩子的清静与清新，还有女孩子式的活泼。一会儿，我们吃完了午饭，因为另外的约会，再也没有机会欣赏林海音的衣服了。这于我真是个大大的遗憾，我猜测林海音也会觉得遗憾。想起她曾经告诉我，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大衣，总是盼着某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那样她就可以穿到北京去。而在台北，实在是找不到穿大衣的机会，为此，她还给北京的友人（似乎是舒乙）打过电话咨询天气。
又读《城南旧事》，深深为林海音叙述语言的简洁、质朴和温暖的幽默所感动。女性作家文笔细腻、清秀或者真挚、热烈都不难，但能够懂得幽默却不容易，须大家方可，因为幽默本是智慧的最高形式。我喜欢林海音，缘由或许正在这儿呢。
皇冠出版社
琼瑶、平鑫涛夫妇在他们的皇冠出版社与我们有一次短的座谈。主人客气而又细心，因是在两餐饭中间，所以还特备了精致西点招待大家。有两点给我留下印象：一是琼瑶主张作家和出版社都应懂得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销书。比如他们，除书店之外，还与台北那些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开展业务，将书放到这样的小百货店去销。这样销售也会扩大许多。我去过几家便利店，果然在摆着牙膏、太阳镜的货架之中，也排列着“皇冠”的新书。书接近了市民，也便利了读者。
还有一点，琼瑶说她看到有位作家赠她的名片，名片上有行字使她搞不懂：“什么叫一级作家？”她问，在场有人向她解释，这属于大陆作家职称的一种级别称谓，琼瑶似乎仍然表示了她的不理解。
莲雾与佛手瓜之联想
参观高雄的凤凰山热带植物实验所时，我见到两种台湾独有的东西。一是名为变色花的木本植物，此花一人多高，根部深绿，往上由浅绿至浅黄；到顶端，那巨大的蒲扇般的“花瓣”则呈现出亮丽的金黄色，一派癫狂之气，叫人头昏眼花，叫人窒息。再就是一种名叫莲雾的水果。六月，收获莲雾的季节已过，因此我只在该试验所赠与的图录上见到了它的照片。我好奇地问莲雾什么滋味，是不是和“榴莲”类似？我初次吃榴莲是在香港，软软的，多汁液，又臭又香的。一个叫阮百灵的年轻人告诉我，莲雾和榴莲不是一种水果，他向我渲染了莲雾的酥脆、清甜，听他说，简直好吃得无法形容。这阮百灵也是高雄市文艺协会的骨干会员之一，本人是地道的台南人，农民企业家吧，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总”：黝黑的肌肤，精干的形体，明亮的眼。我们在台期间他终日陪同，也不顾公司的生意了，一副侠肠热骨。关于他，蒋子龙有专文作过描述，以至于惹得大陆一些少女读后纷纷投寄情书至台南，欲结识这个青年。阮百灵见我把莲雾问得如此细致，而他又拿不出一枚真莲雾来给我，便十分抱歉，就像是他欠了我多少情似的。他对我说，他一定想办法让我们在离开台湾之前尝到莲雾。可我并不在意此话，因为台湾本是水果的岛，没有莲雾，饱尝了各色水果的我们也无缺憾之感。
离台的那天早上，在高雄机场，阮百灵却真的弄来了好几箱莲雾。他和他的家人开车拉着这种水果，凌晨即从台南乡下启程，花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机场。他们把莲雾搬进候机厅，当场开箱，一捧一捧往我们的旅行袋里塞。许多人就在这时流了泪。我记不清是谁塞在我手里一枚刚洗过的莲雾要我立刻品尝，我尝着，的确好吃得无法形容，的确好吃得无法让其他水果类比。收获季节已过，阮百灵是从哪里把它们变出来的呢？我始终不得而知。后来我侥幸避过了“安检”，居然将几枚莲雾带回了北京。
在我的城市里，有一种蔬菜名叫佛手瓜，我从台湾回来后对它有过格外的端详。我觉得它无论在外形或肉质的酥脆及至果核的形状上，都与台湾的莲雾极为相似，只是大于莲雾，也不及莲雾甜。我不是农学家，但我执拗地认为它们该是一个家族中的兄弟，它们之间必有某种亲密的关联。仿佛这样一想，大陆的土地上分明也就有着生长莲雾的可能了。
感谢阮百灵让我尝过了莲雾。他所不知的，是莲雾的清香会通过佛手瓜这种平凡的蔬菜，如此长久地弥漫在我的日常生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