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人生活在各种“票证”的限制里。除了举国共有的布票、粮票，每个城市还有各自的许多种“票”。我所居住的城市，买肉要凭肉票，买火柴要凭火柴票，买月饼要凭月饼票，买锅要凭锅票，甚至面酱、粉条、豆腐这类北方市民最普通的副食品也须凭票购买。票证使上述物质变得珍贵，况且，即便你口袋里有了属于自己的票证，也并非就能买到你想买的东西。比如猪肉，那时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半斤。我家四口人，一个月内常把两斤肉分成两次买。记得有个星期天，母亲宣布说要吃饺子，于是我早早起来，和一位姓宋的邻居、我的女友结伴去副食店排队买肉。星期天排队买肉的人总是多的，猪肉却有限。快要轮到我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案板上那半扇猪被售货员“噌噌”地割着，缩小得格外快。我的心揪起来，生怕轮到我时肉突然没了。排在我前边的宋邻居，心情肯定和我一样，因为她把脖子伸得老长，似乎伸长脖子就能抢先买到肉。宋邻居毕竟是幸运的，轮到她时，案板上还剩下一小条（四百克左右）难看的“血脖”，即猪的脖子部位。宋邻居几乎是欢呼着把那“血脖”买到手，不顾我的失望，也不顾身后那长长的队伍的集体懊丧。我站在柜台前不走，当售货员再三告诉我“站也白站，今天不来肉了”，我才离开副食店。一路上拎着肉的宋邻居走得很轻盈，我却步履沉重。我开始恼恨无辜的宋邻居：若是没有她在前边，那条“血脖”就是我的了，不是吗？我恼恨着无辜的宋邻居，心想你是多么自私啊，难道你就不能把到手的肉分一半给我吗，我是紧紧排在你身后的呀。瞧你那样子，不就是比我多买了一块肉嘛，也不是什么好肉……这些念头弄得我越走越生气，最后故意和她拉开距离，不与她同路回家，并且一个星期不和她讲话。猪肉离间了我和邻居女友的关系，当时的我是多么可笑复可悲呀。
另一些时候，你并不急需的东西，由于给你发了票证，便有不买不合算之感。比如锅票，我记得那时家中并不缺锅，但父亲还是凭票上街买了两只半大不小的钢精锅，像是怕锅这种器皿从此在市面上绝了迹。
一九七一年国庆前夕，各副食店门前照例都贴上了广告：为迎接国庆，本市居民每人凭票可购买猪肉一斤，粉条半斤，面酱半斤，豆腐一斤……限于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五日之间购买，过期作废。
十月一日，我们全家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分头出发采购节日副食。那个年代，有些食品是在不同的指定地点出售的，因此全家出动打仗一般奔赴各指定地点排队，是常有的事。父亲和母亲去了离家较远的指定地点买粉条、豆腐、面酱，我则去近处的副食店买肉。因为过节，这天买肉的人格外多。我赶到副食店时，买肉的队伍已经从店内排到了街上，弯弯曲曲有几百米长吧，叫人觉得这些人从半夜就排在了这里。我赶紧排上队，在我身后，立刻又蜿蜒起长长的一溜人。一个小时过去了，队伍不见丝毫的蠕动，人们便有些烦躁：商店早已开门，难道前边有人在走“后门”不成？经队伍中消息灵通人士报告，才知商店虽已开门，但运猪肉的货车却还未到。又过了一个小时，队伍忽然一阵骚乱，原来送肉的货车终于到了。还是队伍中消息灵通人士报告，他在商店后门看见售货员在卸猪肉，虽是冻肉，但数量不少，如果运气好，中午之前大家肯定都能买上肉。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地从前往后传到了我们这里，鼓舞了大家的意志，也安慰了大家的疲惫。我信心十足地想着，我要买五花肉或者后臀尖，“血脖”之类是坚决不要的。队伍随着我的思想，也开始一分一寸地向前移动起来。秋高气爽的天空很蓝，阳光也不错。
就在这时，马路上一阵阵喧嚣由远而近，我听见了锣鼓声、口号声和歌声，我看见了举着五彩皱纹纸扎起的花环正舞蹈着前进的中学生。这是庆祝国庆的大型游行，几所中学联合起来形成了庞大的队伍。我的同班同学就走在那波浪一般的花环的队伍里。我本来也应该行进在他们当中的，我却在放假前谎称和家人外出，向班主任请了假。我知道我将在节日的早晨承担排队买肉的任务，和游行相比，猪肉对我的诱惑显然更为强烈。此刻和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相比，我排在买肉的队伍里是如此委琐和不光明，若是让同学发现，我的尴尬之情更将难以言表。我于是准备暂时溜走。我对身后一个穿着一字领衬衫的中年妇女说，我有点急事要离开一会儿，请她记住我是排在这儿的。说完我就挤出队伍，跑进几个空空荡荡的商店胡乱转了一阵，直到游行队伍远去，我才敢从商店里出来。
我向我的队伍走去，立刻就认出了那穿着一字领衬衫的中年妇女。她却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坚决否认我是排在她前边的，坚决拒绝我的归队。她并且讥讽我说，还是个学生呢，革命觉悟上哪儿去了，投机取巧买到的肉吃起来也不会香……我被她说得很委屈，却一时想不出争辩的理由。我恳求前前后后的人为我作证，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也许他们一心只想着如何快点把肉买到手，的确没有看见我这样一个孩子排在队伍里。我只好很没趣地走到队尾，重新开始我那漫长的等待。
又过了两个小时，我终于排进了副食店大门，终于慢慢接近了那卖肉的柜台。当我前边只剩三个顾客，而案板上还有足足半片肥猪时，我对今天的采购已有十二分的把握。总算轮到了我。“我买四斤，四斤五花肉。”我声音嘹亮地对系着皮围裙的售货员说。售货员把肉割好伸手向我要钱和肉票，我却没能掏出来。不知何时，我把钱和肉票都丢了。
我两手空空地从副食店出来，迟迟不愿回家吃午饭，我不知该怎样向父母交代我这一个上午噩梦样的狼狈行径。那年月丢失四斤肉票是一件严重的事。我在家门外徘徊，脑门儿上挂着汗泥，嗓子干渴，肚子也咕咕叫着，直到看见母亲出来焦急万分地寻找我时，我才忐忑不安地随她回家。
父母没有为丢肉票的事责怪我，父亲坚持让我们品尝他做的一种原料为豆腐的素丸子，并自夸说，味道其实比肉也不差。
二十八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有时候在热闹、丰富的农贸市场，在干净、明亮的超市采购时，当我矜持而又随意地在这些地方挑选品种繁多的新鲜肉类和让你眼花缭乱的海鲜、豆制品时，我会突然想起一九七一年国庆节那一天。对于今天的年轻公民，它就像梦一样不真实，我相信那样的“国庆日”将永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