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个下午，我和陈先生离开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聚集的小镇陶丝，开车返回该州最大的城市阿尔伯克基。路途遥远，然而风景迷人。虽已入夏，在我们的背后，神奇的洛基山脉仍是白雪皑皑。我对驾车的陈先生说真不希望他开得那么快，陈先生说是这辆骄傲的“别克”它自己要快跑啊！说着，他还是放慢了车速，容我饱览沿途风光。
当我们到达阿尔伯克基时，已是晚上九点。这时旅途的兴奋已转换为进城后的疲劳，我对陈先生说我连饭也不想吃，只想回到旅馆洗澡睡觉。陈先生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快餐店买两份三明治什么的带回旅馆吃，这样不会耽误多少时间。真是好主意。于是我们留意起路边的快餐店，最后在一家麦当劳门前停了车。走进店门来到柜台前，立刻有一位笑容可掬的老者前来照应我们。我们每人要了一份鱼汉堡包和一杯可乐。在我的提议下，我和陈先生每人还要了一只烤嫩玉米，麦当劳的嫩玉米真是叫人百吃不厌。
老者利索地为我们分别打好包，我们互道了晚安，离开麦当劳回到了旅馆。
当我回到房间坐下来开始我的晚餐时，发现我的盒子里没有玉米。这使我有点不快，我想定是那老者忘了把玉米装进去。转而又想那老者毕竟上了年纪，记忆力有了问题，还是原谅他吧——原谅别人可以使自己有好心情。这时陈先生从他的房间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猜他肯定要同我交流玉米的事。果然。陈先生说他的盒子里也没有玉米。他显然比我激动，说麦当劳怎么能这样疏忽，我们应该开车回去找我们的玉米。我立刻想到这家麦当劳与旅馆之间的距离，开车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吧。我说我觉得用往返四十分钟的时间去找那两个玉米有点不划算，陈先生说可是我们付了玉米的钱就应该拿到玉米啊。陈先生的较真儿最终说动了我，于是我们下楼开车重返麦当劳。为了证实我们的确刚刚在这儿买过东西，我们还各自带上了麦当劳的食品包装盒，以便在店员不相信时出示。
又到了麦当劳，店堂内已不见那老者，只有几个年轻店员在进行关门前的卫生。老者不在，陈先生只好向其中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青年叙述了事情的全过程。我则在一边不满地低声叨叨，心想反正我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我说就因为他们工作疏忽才害我们又跑了这么远的路，冲这点他们也应该给我们补偿，应该把我们的两只玉米变成四只！说话之间就见那黑人青年转身进了操作间，从里面捧出一个纸盒交给陈先生说，盒子里是四只玉米。他说今晚发生的事让他心里很过意不去，他为他们的疏忽向我们表示歉意，为此麦当劳应该还给我们的不是两只玉米，而是四只。然后在场的其他店员和他一块儿向我们道歉，并说希望这种事今后再也不要在这里发生。我知道我那要求赔偿四只玉米的叨叨，与黑人店员真的拿出四只玉米纯粹是巧合，但这种巧合本身就能使我们心中的不快顿时全消。我们第二次向麦当劳道了晚安，回到车上才看见，原本为了“作证”用的那两个空纸盒并没有被我们拿进店去。是黑人店员良好的服务素质把事情变得单纯了：他既没有要我们出示凭证，也没有打发我们改日再去找那老者解决问题。他不仅承担了同行的疏忽，他承担的还有麦当劳的名誉。
回国之后我经常到本市国际大厦附近的某家食品屋购买主食咸面包，我要说这里的面包质量和开架售货的经营方式正在向国际化标准迈进，正因此，它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但这食品屋中服务小姐们的态度我却不敢恭维：似乎以为出售的是上档次的“洋”食品，便必得带出一副副冷漠、傲慢、不屑于与国人对话之神态。有时，当你明明看出货架上的面包已不新鲜，问她们何时能有新鲜面包，她们多半会气势汹汹地对你说：“怎么不新鲜？都是新鲜的！”还有时，个别服务小姐竟擅自做主加收顾客食品袋的钱。问她：“是经理规定的吗，为什么以前从来不收？”她便答：“经理没规定，反正我收。”一只食品袋两毛钱，并不多，真正受损的或许也并非顾客，其实这两毛钱降低的是整个店家的形象和品格。
每当我站在这间摆满“洋”食品的食品屋，看见小姐们那生硬的不耐烦的脸时，便忍不住想：若是我和陈先生在这里丢了玉米又回来讨要，很可能不仅玉米要不到，说不定我们两人还会成为妄图拐骗该店食品的被告。
又想起了遥远的阿尔伯克基的麦当劳，想起了那黑人店员捧着四只玉米诚恳地向我们道歉，只觉得学会道歉真是一种美德。当我们的确由于种种原因损伤了他人利益，及时的道歉只会让对方对你产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