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日报》的采访记者Emile Boclan有个中文名字叫包信。在纽约街头他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他拍照不要求你站好摆姿势，你自管在街上走，他在你前头一边退着一边拍。尽管他已六十多岁，但“退”起来却从容自如，且撞不着旁人。退着、照着，还可与你若无其事地聊天。他告诉我他很喜欢他的中文名字，因为和中国的包公一个姓，包公是中国的好人。
包信十分健谈，渴望了解中国的一切。一次周文中先生在唐人街请我们吃饭，席间我恰好挨着包信先生。他便一分也不停地和我攀谈起来。先是口述他头天编好的五集电视连续剧《哦，香雪》，然后又说：“我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性感一定很强。”我问他为什么会生出这种联想，他说：“你看，衬衫没有扣子嘛。”我对他说：“的确没有扣子，可是有一条拉链。”包信笑了，翻译王宏杰只有趁他笑的时候才能进餐。他笑完就嘲笑起美国的“肥皂电视”，并告诉我他原来做过电视片制作人。看来他是不打算给翻译留出吃东西的空隙了，他本人对桌上的龙虾和佛罗里达蜜橘也几乎视而不见。但我们并不怪他没有眼色。也许因为包信真的崇拜包公，这位老人此时的缺少眼色竟令人觉得有几分可爱。
我们在纽约结识的另一位老人诺里斯·豪顿是戏剧界著名人士、研究前苏联戏剧的专家，曾担任过美国戏剧会议**和美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中国戏剧界对他并不陌生。去年豪顿先生曾抱病来中国讲学，对东方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美国人本来最喜欢标新立异，从服装款式到各类商品乃至商品的名字，向来是我行我素，新奇就好。比如在纽约的东大街上有一家出售熟食的商店竟叫“流氓商店”。出售的食品的形状“新”得令你意外。然而现在美国又以崇尚旧东西为时髦了。那天在应邀去豪顿先生家的路上，周文中先生告诉我，旧房子、旧家具、旧器皿、旧装饰，乃至过时的衣服，都是很多人追求的。在纽约我曾看见街上有成箱的旧衣服出售，三美元一大堆。周先生的夫人也告诉我，越有钱的青年越喜欢买。目前在纽约能买到一幢带老式家具的房子是件令人羡慕的事，豪顿先生就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
我们被主人迎进客厅。客厅的确是古色古香，除了上架的书籍和有着罗珂珂繁琐风格的古旧家具外，最引我注意的是沙发上的中国织锦缎靠垫和墙上的东方脸谱。看得出，豪顿先生也以此为他生活中的骄傲。他从客厅把我们引进卧室，将壁炉指给我们看。壁炉上装饰着类似景德镇青花瓷的蓝白花陶瓷壁砖，虽然也是釉下彩，但分明是摹仿中国瓷而制。豪顿先生告诉我，他考证过这壁砖的来历。当年这房子的主人肯定是做中国陶瓷生意的，但中国太遥远了，于是便从荷兰购进。这大概就是荷兰十七世纪出品的。看来豪顿先生很欣赏这壁炉的装饰。他一定要我将那几十方瓷片一一看清楚，并解释说：“看上去图案差不多，都是船在海上行走，细看就会发现每条船与每条船都不一样。”后来我发现那船的确是千姿百态。然而更吸引我的是挂在餐室猩红色墙壁上的那“难得糊涂”的条幅，每个字足有碗口大。这无疑是豪顿先生中国之行的收获了，不过他为什么要将它挂在餐室呢？
穿过餐室是卫生间，卫生间紧连着浴室。浴室的面积竟大于卧室，约二十五平方米。我猜豪顿先生对这儿比对卧室更偏爱。浴室不仅垂吊着青翠的植物，摆放着错落有致的鲜花，还有排满书籍的书架和一把硬木摇椅。落地玻璃窗配上纤巧的乳白色窗框，使整个房间显得十分清雅、明亮。显然这里已超越了通常我们对浴室的概念。
豪顿先生的生活无疑是严谨而又有规律的，他晚上还经常去百老汇进行戏剧讲座。我们去他家那天，正是他讲课的日子。他送走我们，赶去讲课，很晚才走进我们吃晚饭的“得克萨斯”餐馆。“啊，我来同你们一起吃‘烤偷来的鱼’（此馆一道名菜）！”他兴高采烈地说。他那精力充沛的神态和机敏的节奏，使你忘却了他是七十五岁的人。
回国后翻阅《外国戏剧》时，偶然读到豪顿先生为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特约论文《二十世纪世界戏剧》，觉得非常亲切。我相信，豪顿先生在事业上的充实，排遣了他一人独处那幢老房子的寂寞。我祝豪顿先生健康长寿。
也有一些像豪顿先生一样年纪但在社会上极普通的老人，既没有外国作家去他们的房子里做客，也无人邀请他们讲课、吃“烤偷来的鱼”。在五月和煦的春风里，他们只是长久地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想心事，看来来往往的人。要是过路人能停下来同他们聊上几句，他们立刻会高兴得忘却自己的年纪，你看到的是孩子样的笑脸。参观林肯中心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广场外的小花园休息，离我们不远处就坐着两位穿戴整洁的老人。他们也许七十岁，也许比七十岁更老。谁也没想到他们竟朝我们走过来，当时我正在吃巧克力冰淇淋，大约沾在脸上一点儿，一位老人赶紧掏出雪白的面巾纸递给我，另一位老人则有了同我们搭话的理由。他先问我们是不是从日本或者台湾来，当得知我们来自北京时，老人便兴奋地叫起来：“噢，噢！我去过北京，还有天津、上海、西安。毛**伟大，你们的革命是了不起的……”原来他曾做过皮毛商人，抗战时期在上海。他说他本来要去陕北，可是一直得不到签证。“哦，那时我真恨日本鬼子啊。”他做着手势，“我一个人同日本人斗啊，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斗争。”
“您一个人怎么同他们斗呢？”我问。
“我在心里斗啊。”老人指着心，说得认真。
从他那郑重认真的神情里，我相信他恨过日本鬼子，在心里也同他们斗过，否则便不会对北京、对我们报以如此的热情了。
可惜参观的时间到了，我们起身向两位老人告别。那个同日本鬼子“斗”过的老人突然把我抱住，吻了吻我。那时我感受到了一种人类能够共同感受到的感情，一种老年人对孩子的羡慕和疼爱，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媚俗的爱。
诗人严阵充满诗意地对那老人说：“我相信您吻的不是这个姑娘，您吻的是中国。”
“No，两方面都有。”老人像孩子般固执地说。
当我们穿过广场走近大都会歌剧院门口时，还看见他们摘下帽子向我们频频挥手。
纽约树少，路边的树也多是银杏树。银杏树挡不住我们的视线，我看见那两位老人很久才坐下。他们身后的花圃里，红杜鹃和白杜鹃开得正艳。那怒放的花朵簇拥着老人，使他们看上去依旧满面激动。现在那花朵明明寄托了老人对生活的渴望，他们渴望得到理解和温暖。
有时漫步街头，还会看到一些老人在闲逛。我猜他们是老单身汉。他们用不着迈着纽约式步子去追赶时间，因为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无穷无尽，想打发都打发不掉。一个老人牵着狗走过来了，站在墙根看一个黑人画画。那黑人衣衫褴褛，正坐在地上画着下流的形象，并咧开嘴巴笑着。牵狗老人看了一会儿，离开黑人继续闲逛。他头上的旧呢礼帽糊着厚厚的一层油垢，却还插着一朵鲜艳的玫瑰。也许他想用花来制造一点儿快乐的气氛，但那花似乎更衬出了他的孤寂。无人关心他的衣着，他只关心那只小狗。那小狗穿戴整洁：一件鹅黄色纯毛毛衣非常可体，几粒亮晶晶的纽扣在胸前闪闪烁烁。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前苏联电影，叫《古怪的女人》，里面有个年轻大学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人们都说人的感情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社会发展到了电子时代，生活节奏的改变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自然淡漠得不能像蒸汽机时代那般细腻了。其实在电子时代，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互相热爱，人的感情应该更丰富、更细腻才对。
我忽然想起在国内常见的一种景象：公园里、林荫下……老年人领着蹒跚学步的儿童，儿童在花丛前跟老人耍着赖，老人伸手指着前面那更有趣的一切一切，鼓动他们继续学步。一切都充满着人间的温情。
我不愿在祖国看见牵狗或不牵狗的打发时间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