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到波士顿的机票是八十美元，飞行需三十五分钟。到达波士顿的第二天，我们便应邀去一位女商人琼·塔托女士的家里做客。这天波士顿一改小雨不断的天气，太阳出来了，天蓝得妩媚，空气湿润而又清新。
五十多岁的琼·塔托女士亲自驾车带我们游览了波士顿附近美丽的风景区康考德。途中我们还经过了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莱克辛顿，其景色之秀美使人难以将它和战争联在一起。
大约下午六点，我们来到女主人的住宅。塔托女士引我们走进她那宽敞的、装饰着现代派绘画的客厅，并兴奋地告诉我们，她有位邻居是中国人，听说我们要来，高兴极了，一会儿他和他儿子就会同我们见面。
片刻，客厅门口果然出现了两位中国人。那位年长者约五十余岁，个子中等，面容富态，身着西装，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叫孙鹏程，在波士顿做建筑师。另一位衣着朴素、神情腼腆的青年是他的儿子，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几位都是从北京来的吗？”孙先生问道。
“我从广东来。”团长秦牧说。
“我从安徽来。”诗人严阵说。
“我从河北来。”我说。
“河北？”孙鹏程眼光有些异样，“我就是河北人。”
“河北什么地方？”我连忙问。
“保定雄县。”那位腼腆的孙公子抢着替父亲回答。他的汉语比较勉强，但“保定雄县”几个字却说得肯定而又标准。
“我就是从保定来的！”我忍不住告诉他们。我简直高兴得要命，高兴能在波士顿遇见两位河北老乡。
在保定恐怕不大有人知道孙鹏程的名字，但对孙先生的父亲孙连仲，中年以上的保定人则无人不晓。回国后翻近代史，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孙连仲曾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久驻保定。从保定离任后，还曾做过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孙连仲现居台湾，已有九十六岁高龄。
历史既不能篡改，又不能假定。千秋功罪，自有评说。如今我这样一个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在大洋彼岸与当年的国民党将军之子相遇，该说些什么呢？我要向孙鹏程父子介绍的，首先应该是保定城乡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并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回老家看看。我相信他们一定充满了思乡之情，不然就不会这样热衷于和从大陆赴美的同胞见面了。
通过交谈，孙先生果然爱国心切，曾几次率建筑代表团回国去北京、广州等地考察，但始终没能回保定看看。为此他遗憾地说：“我常告诉孩子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老家，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他指着儿子说，“他们的华语很差，我正让他们念华语学校呢。”当我们再次称他为先生时，他说：“不要叫先生，就叫我们老孙、小孙好了。”
老孙原来还是一位戏剧爱好者。波士顿的建筑师们业余搞了个剧社，这剧社曾演过全本的《锁麟囊》。虽然他们常演中国戏，但剧社的成员多是美国人，《贵妃醉酒》里的杨贵妃就是个“洋”贵妃。目前他们正在筹划排演《红楼梦》。
“你看我演谁比较合适？”老孙问我。
“你可以演贾母。”我说。
“不，我要演王熙凤。”老孙很自信地表示。
大家哄笑。塔托女士显然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可她也笑了。我们之间的亲热和融洽气氛使她很开心。接着老孙告诉我，他作为建筑师，演戏不单是为了娱乐，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锻炼自己业务经营的表现力和表达力。因为你要赢得顾客，就得通过你有声有色的介绍让他们相信你的设计是最好的。
不知不觉，晚饭时间已到。主人盛情邀请老孙、小孙和我们一道进餐，饭前的法国白葡萄酒和饭后的德国甜白葡萄酒使老孙的话更多了。他讲起在北京同叶帅等人会面的情景，讲起叶帅请他喝茅台，讲起他几年前也去过台湾。有一次去台湾看望孙连仲时，有关当局指责他去北京为什么不跟台湾打招呼。他对他们说：“怪事！我从美国去大陆，凭什么跟你们打招呼？”他还把在大陆拍摄的反映大陆新面貌的录像带到台湾偷偷放。有个警察局长回回去看。老孙以为这人要找麻烦了，后来才知是大陆的变化感动了那位局长。他是山东人，每逢看到山东的镜头，都悄悄落泪。
饭后老孙请我们去他家小坐，我们欣然前往。孙先生的客厅可谓中西合璧：既有造型简单、新颖的沙发，又有从杭州运来的硬木镂花太师椅。房间舒适、清雅，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殷实、富裕。
天已很黑了，我们向两家主人告辞。老孙派小孙开车送我们回旅馆。这时我才猛然发现，今天和塔托女士说话太少了。望着她那恋恋不舍的神情，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歉意。
路上小孙说起他念的那所华语学校最近布置了一篇四百字的作文，题目是“你作为华人在美国的感受”。他和他的同学三天都没写出来。
“四百个汉字对你也很难吗？”我问。
“不，不是几百字的问题，主要是华人在美国的感受太复杂了。”
原来殷实、富裕的生活和有保障的前程都不能弥补中国人在异乡的复杂心情。这复杂心情甚至感染了小孙这样一个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
车窗外查理士河沉重的浪花和堤岸相撞着，但我听见的尽是来自家乡的琐碎而又亲切的声音。我祝愿在海外的河北老乡能早日看见保定这块永远欢迎他们的沃土。
探访艾滋病人
到达美国之初，我曾向我的访问项目官员提出探访艾滋病人。当我的旅行接近尾声时，我在旧金山得以访问一个志愿救助艾滋病患者中心。这个中心的护士全部是天主教徒，她们来自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我不能说出这国家的名字和这些护士的姓名，因为我一到该中心，负责接待我的那位年轻修女就对我说，她们不欢迎任何人来参观，更不欢迎记者报道病人的惨状和看护者的“事迹”。她们的目的是排除一切杂念给那些痛苦的人们以临终的关怀，却并不想借此出名。所以我在这里称这位修女为X小姐。
X小姐的声明给我的访问带来那么一点儿神秘色彩。这座淡灰色的缺乏生气的小楼，楼前“吱呀”作响的单扇木门，迎门那紧迫、狭窄的楼梯，弥漫在每一个空间的印度香那发甜的玫瑰气息，悄无声息地捧着药盘在狭长的走廊里匆匆而过的修女，一切都告诉我，这儿分明是一个生与死的临界地，而志愿看护者们正竭力把这儿弄得更像个安谧的家。在艾滋病人的这个“家”里，有每人独享一间的卧房，有祈祷室、游艺室、阅览室、小餐厅、室外阳台，以及食物、药品储藏室，等等。X小姐一边领着我参观，一边告诉我，这儿现有十三位患者，年龄最小的二十五岁，年龄最大的八十一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死期，有的一个月后即将离世，有的还能活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那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是刚刚住进来的，他的生命大约还有一年。X小姐告诉我，这些患者大部分是从医院被送到这里来的，正在度过他们最后的有别于医院的富有家庭气息的时光。也有的患者遭家人遗弃被这里收容。这儿免费给病人提供住房、饮食、药品及其他费用，病人能得到看护二十四小时的照料。即使这样，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经常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冲看护发脾气，甚至打看护。我问X小姐她是否挨过病人的打，她淡淡一笑说“是的”，但她并不生他们的气。她说：“他们比我们不幸得多。”
参观完这“家”中的各种设施，X小姐领我从那些病人的房间走过：
一个离死还有三十天的患者几乎瘦弱得没有了自己，他脸朝墙壁蜷缩在床上昏睡着，后脑勺蓬散着几绺衰败的乱发；
一个面容灰黄、两腮深陷的中年人歪在床头，看护正耐心地喂他吃饭；
那个八十一岁的老者是被养老院送来的，他坐在轮椅里，张开黑洞洞的嘴冲我笑了。他的笑容很怪异，像是对自己的嘲笑，又好像有意对已知的生命结果表示一种平和的接受。他向我抬了抬手臂，显然要同我聊点什么，但终又缺乏说话的气力；
那位二十五岁的患者从走廊尽头，从室外的阳台上推门进来了，这是一位个子高高、身材匀称的绿眼睛青年，身穿白色圆领T恤，手中拿着一本书。X小姐告诉我他的脾气最暴，因为他还是这样年轻。我们迎着他走上去，我同他打招呼，并且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手。他吃惊地看着我，也犹豫着向我伸出了手，可那手很快就握成了拳头，那被握得指关节发白的拳头直在我眼前发抖。X小姐机警地引开了我，我们拐进一间药品储藏室。
我对X小姐说：“他好像恨我。”X小姐说：“也许他是恨你，因为你健康。这也就是我们不愿有人来参观的原因。有些患者临终时喜欢与人交往，另一些患者同健康人见面会感到格外受刺激。通常，离死期越近的人情绪反而相对稳定些，而那些刚刚发现自己病情的人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接受自身面临的现实。”
在和X小姐的交谈中，我还得知她们有一个原则是不询问病人染上艾滋病的原因，因此她希望我也不要去问他们。她说：“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光彩的展览品。”我接受了X小姐的建议，不向病人提问，也没有为他们拍照，只是在离开这中心时，与X小姐拍了一张合影。她再三嘱咐我说：“请一定不要发表。”我问她长期在这儿不怕被染上艾滋病吗？她说她们有过严格的看护训练，一般不会被传染；我又问她准备在这儿工作多久，她从容地告诉我，她终生献身于看护艾滋病人。
我敬佩X小姐这种殉道般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这之前去过的另一家基督教的慈善机构。那天我和我的翻译陈先生，几乎是冒着汽车被抢被砸的危险开车到达那险恶的地方。那条街上聚集了旧金山几乎所有的失业者和流氓无赖，倚在墙脚精神萎靡的吸毒者随处可见。每天有五千人到那机构去申请职业，而那机构每年要向无家可归的人无偿提供一百万顿饭。那机构的主人威廉斯还告诉我，他们经常派工作人员出去站在街上向行人分发男用和女用避孕工具，他们以这种方式抵制艾滋病的蔓延。这些价格昂贵的避孕工具耗资巨大，每年这慈善机构购买它们的开支约上百万美元。对此已有持反对意见者不断攻击他们，说向行人分发避孕工具并非抵制艾滋病良方，实际是在助长性泛滥，助长艾滋病蔓延。
面对基督教这个慈善机构大门前那混乱、恐怖的景象，志愿看护艾滋病人的X小姐那圣洁的奉献精神实在显得弱小而又单薄。美国是一个强调个人权利的国家，然而有不少人却忘记了人类理应共同承担的许多责任。责任和义务难道只应由X小姐那种对世人充满爱心的少数人来承担吗？
世界卫生组织把十二月一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表明发展迅猛的艾滋病已远非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自一九八一年在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以来，到去年年底，全球累计发生艾滋病的人数为四百五十万例，艾滋病感染者两千万例，其中有儿童一百五十万人，遍及全球一百八十个国家。前几日看电视，一个关于艾滋病在中国的专题片，我才知目前中国已有艾滋病患者两千四百八十人，受艾滋病感染者五万至十万人。这并不是一个乐观的数字。我在旧金山探访艾滋病人的景象不禁历历在目。那时我觉得这一切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那么遥远，现在才发现也许一切近在眼前，因为地球越来越小了。我想用今年世界抗艾滋病日的主题来结束这篇短文：让我们“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