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西拉有一处古迹的名称很怪，叫国际佛学院，听起来很像现代的宗教教育机构。其实，是指乔里央（Jaulian）的讲经堂遗址。
由于历史上这个讲经堂等级很高，又有各国僧人汇聚，说国际佛学院并不过分。它在山上，须爬坡才能抵达。
一开始我并不太在意，但讲经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一行似乎另眼相看。一个上了年纪的棕脸白褂男子，用他那种不甚清楚的大舌头英语反复地给我们说着一句话，最后终于明白，他在说，这是我们中国唐代的玄奘停驻过的地方。
他还说，玄奘不仅在这里停驻过，还讲过经。
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全是泥砖建造，上下都极其古朴。
首先进入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在打坐台之间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级别应该高一点。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最大的一种打坐台里，有一个玄奘的纪念座。
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犍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其他宗教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这格局正好与底层相反：天井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而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
天井的一角有一间露顶房舍，标写着“浴室”。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听讲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
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当年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礅用餐。这样的石礅，现在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是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来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
我们的玄奘，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的时候，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在众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奘抵达犍陀罗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六三〇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
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
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
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
我在两层讲经堂之间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在这里一定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〇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以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是六十七岁！
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
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
站在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现在，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
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在这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汇处，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