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增强战斗力量，扩大革命影响，必须发展文化战线上的生力军。为了寻求新生力量，鲁迅在青年身上情愿花费时间和精力。
有一个青年叫宋紫佩，从前在绍兴中学念书的时候反对过鲁迅。那时候，鲁迅在绍兴中学当教员兼任监学，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办事又十分认真，学生都有些惧他。大概是做监学太严峻或要求太严格，引起一部分学生不满意。宋紫佩就是其中一个。宋紫佩是一名最优秀的学生，不知为什么激烈地反对鲁迅。宋紫佩后来加入了“南社”，对鲁迅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倒成了鲁迅的亲密知己的朋友。宋紫佩还请鲁迅也加入他们的“南社”，不过，鲁迅对“南社”的作风不大赞同，始终只是一个挂名的社员。
不久，鲁迅和宋紫佩都到了北京。两人是同乡，是师生关系，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对宋紫佩的处境很关心，介绍他到图书馆去工作，从此来往十分密切，成为极可信赖的朋友。许多事情，鲁迅都得到他的帮忙。那次，1924年5月，鲁迅买北京西三条胡同住宅，原有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非要重新修建不可。事前难以做出准确预算，只好先多筹措一些资金，鲁迅便从许寿裳等几个朋友那里借了一些钱。在筹措资金时，宋紫佩也借给鲁迅一百元钱。房子买下也装修好了之后，鲁迅决定把多余的钱先尽快还给人家。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的前一天，鲁迅上午去图书馆找宋紫佩还钱，宋紫佩不在，下午又去图书馆找他，将一百元钱还给了宋紫佩。照说，一百元钱，他也不见得急用，过几天还也无妨的，鲁迅却一天跑去两次亲自送还，何况搬家是一件繁琐的事。当晚，鲁迅又忙于收拾东西，次日一早，鲁迅便从砖塔胡同移居到西三条胡同。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宋紫佩一直关照鲁迅的老母亲。
鲁迅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对于鲁迅给予的关心爱护，却也有以恶相报之人。
有一个青年叫韩侍桁，以前在日本留学时给《语丝》投来一篇稿子，从那时起他便和鲁迅书信来往。一次，不知他从哪里得到鲁迅将要回北京探亲的消息，给鲁迅寄来一张当票，请鲁迅回北京时替他把东西赎出来送到他家去。对于年轻人有困难相求，鲁迅是很乐意帮忙的。鲁迅回到北京，便按照他的要求把这件事给办妥了。后来，他又写信来，请鲁迅在北京设法给他找个工作。鲁迅对文化教育界比较熟，便托马幼渔代为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当时，胡适和周作人在北京文化教育界很得势，得知是鲁迅代人找工作就硬给搅黄了。
不久，韩侍桁回到了上海。他看到冯雪峰、柔石等人都住在景云里，便也挤进来，以利于和鲁迅接近，又看到大家都是“左联”的，便也要求加入“左联”。然而，看到柔石借债办刊物，靠“左联”并不能升官发财，于是，他马上来个急转弯向右，跑到南京去，投入到国民党反动派怀抱里去，想到鲁迅虽然不能帮他升官发财，但通过骂鲁迅还是会得到主子赏识的，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和他的两三个狐朋狗友一起写文章大骂鲁迅。鲁迅岂能置之不理？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新儒林外史》一文中捎带斥责韩侍桁一句：“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杨邨人）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鲁迅在和广大青年打交道中，自然是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的因为稿子写得太幼稚不能采用，有的因为翻译文章错误太多不能发表，有的因为请鲁迅找工作未能如愿以偿，有的以为鲁迅是富翁而来求援未能满足私欲，有的因为不求长进受到鲁迅的严厉批评，因而怨恨不满，甚至谩骂攻击，这样的青年大有人在。但是，鲁迅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鲁迅为他人服务常有费力不讨好的时候。有一次，收到一个青年寄来的稿子，字写得很小，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模糊，鲁迅校阅每一页时都要在稿纸底下衬上一张硬白纸，好不容易把整本稿子看完了，可是，作者看到修改后的稿子很不满意。还有一次，接受一位作者委托编选书稿，几十篇稿子质量参差不齐，鲁迅辛辛苦苦将这些稿子逐篇仔细看过，从中挑选出一部分好的编成一辑推荐出版，然而，作者却认为把好文章淘汰下来因而很不满意。最后一次，鲁迅重病稍有好转就替一位作者修改书稿，鲁迅去世后，许广平通知作者书稿已经修改好了，但是，作者却不屑一顾地说：“让他去吧，我不打算印了。”
鲁迅做事总是尽心尽力，从不计较他所服务对象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而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的吗？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