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鲁迅书信集》，可以看到一封封鲁迅写给青年木刻家、木刻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信，如给李雾城、张小青、沈振黄、赖少麒、李桦、唐诃、吴渤等木刻者的信，其中除了对木刻艺术的极力提倡和精辟分析见解之外，体现出鲁迅对中国木刻界的关注、爱护、鼓励和扶持。鲁迅常常自谦不懂木刻艺术，一旦谈起木刻艺术来，他对木刻艺术比许多“大师”还内行还精通，全国各地的青年木刻家、研究者和爱好者纷纷来信向他请教同他交换意见，鲁迅的寓所几乎成了一所木刻艺术函授学校。而且，鲁迅总是尽可能将他们的木刻作品介绍到刊物上发表，还极力设法将他们的木刻作品介绍到苏联和其它国家去参展。
鲁迅从小就爱看艺术书，向来爱好美术，特别喜欢木刻和版画。他创办刊物时，不但每期刊物封面不同，而且刊物中图文并茂，配有不少木刻插图。鲁迅编辑书刊的一大特色，就是插图丰富，编排协调。起初，他是为了给刊物找插图而搜集木刻和版画之类的新书，见的多了便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木刻作品，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1929年），第一集介绍了英国作家的作品，第二集介绍了法、俄、美、日等国家的作品。
鲁迅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木刻艺术，其目的从《〈近代木刻选集〉（１）小引》一文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寻便是木刻。
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一三二Ｏ年顷。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
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
木版画恐怕也是这样传去的；十五世纪初德国已有木刻的圣母像，原画尚存比利时的勃吕舍勒博物馆中，但至今还未发现过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纪初，是木刻的大家调垒尔（520yd.com）和荷勒巴因（520yd.com）出现了，而调垒尔尤有名，后世几乎将他当作木板画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纪，都沿着他们的波流。……在这里所绍介的，便都是现今作家的作品；但只这几枚，还不足以见种种的作风，倘为事情所许，我们逐渐来输运罢。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至于像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
为了“木刻的回国”，鲁迅到上海以后，便开始提倡木刻。他清醒看到中国“木刻还未大发展”，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而且木刻要有中国地方特色，“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给李雾城的信）。由此可见鲁迅提倡木刻艺术的博大胸怀。
在创办朝华社的时候，和几位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出版的事，谈到出书插图时常常提起木刻艺术。有一次，鲁迅说中国信笺就是一种木刻作品，那位像傻子般埋头苦干的柔石竟然把中国信笺寄到欧洲去，结果意外地收到不少木刻和版画作品，于是，在鲁迅的支持下，柔石约了几个青年，创办《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一方面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另一方面介绍外国的文学、木刻和版画作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鲁迅手头有了点钱，便托人寄给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或在法国工作的季志仁，请他们代为搜集欧洲的木刻和版画作品。寄来的木刻画栩栩如生，鲁迅十分喜爱，有几张还镶在镜框里，挂在书房抬头可见的墙壁上，或者放在写字台上。在盛夏的夜晚，刚刚大病一场之后的鲁迅，匍匐在地板上，将一张一张的版画作品排次序衬夹层，后来出版了一部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年）。
除了欧美国家木刻作品外，鲁迅还搜集了大量的苏联木刻作品。提起搜集苏联木刻画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鲁迅在准备出版自己翻译的法捷耶夫《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搜集插图，偶然在《版画》（Graphika）杂志上看见登载有毕斯凯来夫刻的《铁流》故事的木刻画，便写信托旅居莫斯科的曹靖华搜集苏联的这些木刻作品。曹靖华几经周折会见了毕斯凯来夫，终于搜集到了他的有关《铁流》的木刻画。为避免途中丢失，曹靖华给鲁迅分别寄来了同样的两份。曹靖华告诉鲁迅，这些木刻版画的价值可是不小，不过不用鲁迅付款，因为苏联木刻家说印画最好是用中国纸，只要给他寄去一些中国纸就行了。
鲁迅拿起那些印着《铁流》画的纸来看，果然都是中国纸，而这种纸是上海叫“抄更纸”的一种“再生纸”，就是将纸质较好的碎纸再做成纸张，这种纸在中国除了做帐本、开发票、写帐单之外，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用它了。鲁迅买了许多中国字画用的各种宣纸及日本纸寄去，告诉曹靖华如果送给毕斯凯来夫还有剩余，就送给别的木刻家。结果，此举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曹靖华又寄来了几十幅木刻作品，不仅有毕斯凯来夫的，还有克拉甫兼珂、法复尔斯基、保夫理诺夫、冈察罗夫等人的作品。还有一卷被邮局给弄丢了。
过了些日子，鲁迅又寄去一包宣纸，三个月之后，意外地收到了比上次更多的作品，不仅有莫斯科木刻家法复尔斯基、毕珂夫的，还有列宁格勒木刻家莫察罗夫、希仁斯基、波查日斯基、亚历克舍夫、密德罗辛的作品。
鲁迅从这些木刻画里看到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新事业、伟大成就、伟大艺术，从中也得到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因而喜爱上了苏联木刻艺术。他想，能够收藏苏联原版木刻画百余幅之多的，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上次在上海战事中就险些被战火夺去，而今人生无定几乎不及薤上露，万一日后有什么散失，觉得比失去生命还可惜的，岂不辜负了那些木刻家！为了抛砖引玉，针砭中国艺坛的病态，推进中国木刻和版画艺术的发展，他特意选取60幅印了一部《引玉集》（1934年）。
鲁迅和木刻者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极端恶劣的，有御用文人“艺术家”和“帮闲们”的攻击，“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而且，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压，当时凡是搞木刻者都是犯罪似的，甚至有以弄版画的人就是共产党来看待的。鲁迅认为：“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复唐英伟信）鲁迅从黑暗中看到了未来的光明。他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除了出版木刻画集之外，鲁迅还举办木刻展览和培训班。1930年10月，在北四川路借用日本店楼举办了版画展览会。1931年8月，内山完造的弟弟、艺术家嘉吉来到上海，鲁迅敦请他教授木刻艺术，嘉吉欣然在百忙中抽出了几天时间义务教学生木刻术，鲁迅亲自当翻译。1933年10月，在北四川路千爱里举办了木刻展览会。这次展出比上次内容更丰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鲁迅站在大陆新村寓所的楼窗前，望见隔墙的千爱里展览会那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有时喜不自禁地还要从寓所里跑出来到会场去照料一下。
鲁迅对中国木刻艺术的倡导、培植、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逝世前十天，他还扶重病前往青年会看“全国木刻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