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是“五四”以后（1921年）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成员有郭沫若、成方吾、郁达夫、郑伯奇、田汉、张资平等人，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等多种报刊。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积极进行创作实践，又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朱镜我等具有革命思想的新成员，在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影响很大。
鲁迅去广州时曾想和郭沫若合作，希望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然而，鲁迅到了广州，郭沫若却去了武汉。现在，鲁迅到了上海，再次想起找郭沫若合作一事。正在这时，创造社派代表蒋光慈和郑伯奇来找鲁迅，希望同鲁迅合作共同创办文艺刊物。鲁迅自然是欣然同意，并建议将停刊的《创造周刊》复刊，而不必另外现创办刊物。蒋光慈将鲁迅的意见带回创造社以后，郭沫若很高兴并表示赞成。于是，1927年12月3日，在《时事新报》上登出了“《创造周刊》复刊启事”。
然而，合作尚未能启动，一场笔战却来临。
几个刚刚从日本接受激进主义后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坚决反对和鲁迅合作，他们的理由是鲁迅在“四一五”之后没有马上离开广州，没有马上和广州国民党政府决裂，在广州滞留半年其态度不坚决不明朗，因此，他们认为鲁迅不是可以信赖与合作的人，不能胜任无产阶级新文艺革命运动的带头人。他们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今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拢罩下，创造社应以一种新面目出现，对鲁迅这样一个时过境迁的落伍者，不但不能依靠反而要加以批判。于是，1928年伊始，成仿吾等一伙创造社的“新进分子”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鲁迅的“错误”横加指责并将鲁迅当作对立面进行批判。更可气的是，鲁迅一心想和郭沫若合作共同对敌，没想到郭沫若倒与他为敌，化名杜荃也写了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发表，将鲁迅当作“封建余孽”和“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加以批判。接着，其它文化社团也加入进来，矛头都指向鲁迅，似乎不把鲁迅这块挡路的巨石踢开，文艺革命的队伍就无法前进了。一时间闹得文化界乌烟瘴气。
为了顾全大局，对于他们毫无根据的指责批判甚至歪曲事实的无端攻击，鲁迅一忍再忍，强压住心头的愤怒，不愿做亲者痛仇者快的“内部”的相互厮杀。但是，人们往往把人家的忍耐当作理屈词穷和害怕退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28年2月23日，鲁迅写了一篇题为《“醉眼”中的朦胧》的文章，给予创造社一伙人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之后，在给《语丝》周刊第4卷第16期写的一篇题为《文艺与革命》一文中，以通信方式论述了文艺与现实、文艺与宣传、内容与形式等问题。接着，在《语丝》周刊第4卷第17期上发表了《扁》一文，针对创造社鼓吹的“革命文学”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此外，鲁迅还写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和《革命咖啡店》等文章。鲁迅的文章不是指责和漫骂，而是澄清文艺与现实、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批评、文艺与宣传、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中共领导人多次做工作，强调中国文化艺术界应该团结联合成统一战线，共同把中国的文艺革命推向前进。一场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笔战终于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