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由旅馆搬到北四川路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是坐落在里弄中的一幢三层的小楼，因为是临时租用并不想久居，所以只添置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在这里，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同居，从师生和战友发展到生活伴侣，进入了新的生活天地。
鲁迅和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有朋友跟他们取笑，说要请大家喝喜酒。鲁迅诙谐地说：“人们做事，总是做了才通知别人。譬如养了小孩，满月了才请吃喜酒，这是不错的。却是为什么，两性还没有同居，就先请吃结婚酒呢？这是否算是贿赂，请了客就不会反对？”
鲁迅和许广平同居后也没有特别请客，只是方便时和朋友在一起聚会一下。朋友们对于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自然都是由衷地表示祝贺和高兴。
一天上午，鲁迅正在书房里和一位年轻的朋友谈文章，许广平噔噔噔从楼上跑下来，将一封信放在鲁迅面前说：“你看看，她们多可恶，江绍源太太说，她要对我改称呼了。她说再不跟我姊妹相称，她要称呼我师母呢！”
“那就让她称师母好了。有什么要紧呢？”鲁迅乐呵呵地说。
“师母，从现在开始，我也要改称呼了！”年轻人说。
鲁迅开怀大笑，笑得很响亮。许广平的脸上倏地飞起一片红云。
“你们全可恶！”许广平一扭身跑出去了。
鲁迅看看年轻人，年轻人会心地笑了。他在北京时，也常到鲁迅家里来，他觉得现在可是大不相同，鲁迅先生再不像在北京时那样凄苦与冷清。如今，许广平帮助鲁迅抄写校对，整理各种稿件和书籍，既作了先生的妻子，又作了先生的助手。他为鲁迅和许广平庆幸和祝福。年轻人临走时，鲁迅送给他一本正准备出版的译著《小约翰》样书，许广平拿起红笔在书上对几处错误作了校改。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以后，将他俩的照片随信寄给了北京的老母亲。
鲁老太太接到儿子的来信，又见到儿子和许姑娘在一起的照片，知道他俩已经结婚自然很高兴，还把这喜讯告诉了常来照顾她的许羡苏和俞家三姊妹，并将照片拿给她们看。俞芳偷偷溜了一眼大师母朱安，见大师母似乎很平静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一天中午，鲁老太太正在午睡，俞芳和大师母朱安站在北屋的台阶上聊天。
“大师母，我真没想到，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了。”好事的俞芳试探着说。
“我是早想到了的。”大师母平静地说。
“为什么？”俞芳觉得奇怪地问。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大师母很激动又很失望地说，“我想，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下边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然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大师母说到这儿叹了口气，看样子神情十分沮丧。又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听了大师母的话，俞芳感到好像有一只蜗牛掉在地上摔伤了。俞芳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她，暗暗责备自己不该和她谈这件事。俞芳想：这位心地善良的旧式妇女是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牺牲品，可悲的是她一直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鲁老太太让俞芳代笔，给儿子鲁迅和儿媳妇许广平写了一封回信，表示祝福。鲁迅和许广平接到鲁老太太的回信，自然很高兴和欣喜。
鲁迅到上海不久，收到了北京北新书局寄来的《野草》样书。《野草》是一本散文诗集，收入了作者自1924至1926年间所写的《秋夜》、《复仇》、《希望》、《风筝》、《我的驳诘》、《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等23篇。《野草》于1927年4月作者在广州编定，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上海学界闻知鲁迅到上海，纷纷前来请他到学校去演讲。10月25日，应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在该校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12月21日，应上海暨南大学的邀请在该校作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演讲。此外，还应邀到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学校作了演讲。
鲁迅到上海以来，几所学校邀请他去任教，可是，他不打算再教书了。鲁迅认为，教书不可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特别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边教书边写作，结果是二者都不是很好。所以，除了接受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聘请任特约著作员之外，各学校邀请教书之事一概婉言谢绝，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全力以赴地从事新文艺运动。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城市，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前沿阵地。这里聚集了各方面的文化人士，鲁迅打算同他们联合起来，创建文化团体创办文艺刊物，为推动中华新文艺运动的发展而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