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又是一位革命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周树人一向十分敬慕。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章太炎先生在东京和孙中山先生会见，同谋革命，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撰书告留学生：“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章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还有在《浙江潮》刊物上刊载的章太炎先生《狱中赠邹容》等四首诗，使周树人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鼓舞和影响。
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章太炎在上海公开演讲革命，在《苏报》刊登了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了康有为的立宪主张；接着，又为清末革命家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作序，因而引起清政府仇视。一两个月后，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先后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将他们监禁在上海的西牢里，宣布其罪状是：“章炳麟（太炎）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二年。这就是当时著名的“《苏报》案”。那时，留学日本的浙江籍的留学生正在办杂志《浙江潮》，杂志上面刊载有章太炎在狱中所作的诗，周树人读后很受感动和鼓舞。三年期满出狱后，章太炎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月刊），矛头直指清朝保皇派梁启超等人，真是所向披靡。
周树人特别爱看章太炎先生文章，对章太炎先生本人及《民报》也特别关注。而且，听说章太炎先生正在大成中学开办国学讲习班，就想有机会去见一见太炎先生，也想去听一听太炎先生讲课。
果然，机会来了。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9月），一天，一位叫龚未生（名宝铨）的朋友来到“伍舍”。以前，他和周树人、许寿裳常来常往，只是到“伍舍”来还是头一次。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因为他是著名革命人士章太炎先生的女婿，所以他刚刚坐下，周树人便迫不及待地问：“太炎先生近况如何？”
“嗐！又遇到麻烦啦！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怎么回事？你快讲讲！”许寿裳催促道。
章太炎先生在国内因“《苏报》案”坐牢，出狱以后，还一直受到清政府的跟踪监视。这次来到日本以后，他接办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份具有强烈革命倾向的《民报》本来就是清政府的眼中钉，章太炎接办后在《民报》上经常发表革命言论激烈的文章，在东京和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立刻便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最近，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日本政府以《民报》改变出版人未向政府报告、违反出版法为理由，强令禁止《民报》出版发行，并限期缴纳１５０元罚款。龚未生把情况简单扼要介绍了一下之后，带着哭腔焦急地说：“今天是最后一天，现在还欠五十元。如果罚款交不齐，就要被拉去做苦工，做一天工抵消一元！所以，特来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岂有此理！这件事，同盟会不管，竟然让太炎先生付款！太炎先生为宣传革命道理，竟然遭受如此礼遇，欺人太甚！”周树人气愤地说，“你先别急，让我们想想办法！”
周树人和许寿裳商量，请许寿裳把原准备用作《支那经济全书》译本印刷费的一部分款，先用来帮助章太炎先生解决燃眉之急。
“我代岳父先谢谢大家！”龚未生喜出望外地说，随后便起身告辞。
“龚先生请留步！”周树人叫住龚未生，略一踌躇之后说：“我们有一事相求：听说太炎先生正在大成中学开办国学讲习班，我们几个人都想去听一听。不过，大家嫌那个班上人多太乱效果不好，想请太炎先生给我们另开一个班，最好是在星期日上午，不知可否？”
原来，章太炎先生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班，借用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讲课，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
“哦，这事好办！”龚未生爽快地说：“我那位岳父，虽说脾气大些，那是对那些阔老们。他对青年人可是热情得很呢，我看这讲学是没问题的。”
“好，那就拜托啦！”周树人说着，将客人送出门。
当天晚上，龚未生便通知周树人他们，说章太炎先生已欣然同意，并说明天就给他们开课。周树人、许寿裳都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伍舍”的四个人便一块儿前往小石川区新小川町的《民报》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课。原来在大成中学的龚未生（宝铨）、朱希祖（逿先）、朱宗莱（蓬仙）和钱夏（玄同）四个人也跑来参加，加上“伍舍”的周豫才（树人）、许寿裳（季茀）、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这八个人算作一个小班。这是一间大房子，中间放了一张矮桌，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坐在另外三面。章太炎先生给他们讲的是《说文解字》。这是一本古代的字典，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或阐明语原，或推见本字，或旁证以各处方言，滔滔不绝，层出不穷，讲得非常耐心生动。没有书，周树人借用龚未生的笔记抄录了一个手抄本。听讲时，朱逿先笔记做得最勤；聊天时，钱玄同话说得最多。大家都是坐在席子上，钱玄同说话时总是爬来爬去的，周树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爬来爬去”。周树人听讲精神集中，很少发言。
一天，大家讨论文学定义问题。
“树人，你对文学的定义如何看法？”太炎先生问。
“我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周树人回答。
“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
周树人不服，但没有反驳。课后和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由此可见，周树人“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治学态度。
章太炎先生对那些阔老常发脾气，可是对学生们却是极好，随便谈笑，就像同家人朋友一样。时值夏末，天气还很热，他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盘腿坐在席子上讲书，看上去好像庙里的一尊菩萨。那些十分难懂的字，太炎先生讲解得非常透彻明白；那些比较朴素的的字，经太炎先生一讲，特别生动有趣儿。
周树人之所以听章太炎先生讲课，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学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周树人受章太炎的影响很深。在这期间，周树人加入了光复会，终于也成为一位“推翻清朝的革命党的党员”。
不久，许寿裳回国到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便介绍周树人前去。于是，周树人告别了东京，结束了这一段东京“潜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