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报，通常是看《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不仅可以看到日本和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大事，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新近发生的一些大事。有些人喜欢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琐事，他们就看另外一种报纸《二六新报》。
一天早晨，留学生们打开报纸，劈头就见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剌杀，剌客就擒。
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对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大家一怔之后，便开始研究刺客是谁，从那拼音名字分析汉字是哪三个字。其实，对于绍兴人来说，只要他关心中国的事情，而不是只专教科书的书呆子，他心里就会清楚地知道刺客是谁。当然，周树人心里早就明白了，刺客是徐锡麟。这刺客是绍兴人，清末的革命家，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前年曾来过日本留学，想进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未能如愿。去年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花钱捐了一个安徽省候补道巡警的职务，因而有方便条件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这个人是徐锡麟，他做安徽候补道巡警正适合刺杀巡抚。”周树人分析说。
大家觉得周树人分析得有道理，这个刺客肯定是徐锡麟无疑。接着，大家又预测徐锡麟被捕后可能被处极刑，而且还要连累到他的家族亲属，都很替他担心。果然，不久又传来了消息，徐锡麟不但被处死刑，而且，那些没人性的还挖了他的心，给恩铭的那些亲兵炒着吃了。同时传来的消息说，原留学日本的留学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因与徐锡麟约定在浙江和安徽两省共同起事，在徐锡麟案发后因事情泄露也被捕，只留下“秋风秋雨愁杀人”的口供，便壮烈地在绍兴古轩亭口的丁字街头被杀害了。
清朝统治者残酷杀害革命者的行径激起了留学生们的极大愤慨，留学生们当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研究决定设法营救徐锡麟的家属，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中国去办这件事。于是，大家凑了一些钱，请了一位懂中国话的日本浪人。留学生们撕乌贼鱼下酒，慷慨激昂地议论发泄了一通，之后，便请这位日本浪人上路，到中国去营救徐锡麟的家属。
日本浪人走了以后，来自绍兴的留学生们又开了一个同乡会，吊唁革命烈士，痛骂满人统治的腐败朝廷。会上，有人提出打电报到北京去，痛斥满清政府的惨无人道。到会的留学生们当即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发电报，另一派反对发电报。
“电报一定要发，应该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周树人坚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周树人的话音刚落，一个钝滞的声音喊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发出此钝滞声音的是一个高大身材、留着长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他看人的时候总是像在渺视人的样子。大家都坐在席子上，只有他蹲在席子上。周树人早就注意到他了，觉得他这人有点奇怪，只要自己一发言他总是反对。周树人向别人打听这人是谁，说话怎么这么冷？认识他的人说：他叫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
周树人非常愤怒：这家伙简直不是人，自己的老师被杀害了，连打一个电报都害怕。于是，周树人同范爱农面对面地争论起来，坚持主张发电报。周树人的发言得到大家的支持，结果是主张发电报的人占多数。范爱农屈服了。
接下来，大家推选拟写电报稿的人。
“何必推举呢？”范爱农怪声怪调地又嚷道：“自然是主张发电报的人罗！”
周树人觉得他这话又是针对自己的，不过他说的话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周树人觉得，这篇悲壮的文章必须由深知烈士生平的人来写，因为只有这个人和烈士关系更密切，心里对烈士惨遭杀害更悲愤，因而写出来的文章就一定更动人。如此看来，这个人就是范爱农了。结果又争论起来，范爱农不写，周树人也不写。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还是另外一位学生表示愿意写电报稿。最后，大家散去，只留下一个写电报稿的学生，还有一个干事等候电报稿写好之后去拍发。从此，周树人总觉得范爱农是一个既离奇又可恶的人。
两位革命者徐锡麟和秋瑾的牺牲，周树人内心对他们既充满敬意又不能赞同，觉得他们缺少正确的革命斗争方法。周树人由此感受到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明确更充分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