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回到东京，仍旧住在“伏见馆”。这时，一批岩仓铁道和明治法政的专科学生也住进来，他们虽然没有头顶“富士山”那么面目可恶，却都是一些热衷于升官发财之辈，语言很是无味，整天吵吵闹闹。特别是，有一个被他们同伴称为“法豪”的家伙，白痴似的大声说笑，隔着两个房间也不得安宁。尤其是，他们对洗浴特有兴趣，只要浴室一开门，他们就都钻了进去，毫不理会公寓里的有关规定。本来，周树人是这家公寓的老房客，每次浴室开门都是先来请他，可是每次都是被“法豪”辈们给抢了去。其实，他倒不一定要洗，只是这件事很让人生气，所以他决定搬到别处去祝不久，周树人搬到了本乡东竹町的“中越馆”。这原来是一家人家，因为有了三个寄居的客人，警方一定要求以公寓论，于是便挂了一块“中越馆”的牌子。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儿，住在一间屋里，其余房间都出租。地点很清静，但房费较贵，饭食也很差。一种圆豆腐中间夹些素菜，美其名曰素天鹅肉，煮得味道很不好，三天两头的吃，真有点吃伤了。还有那个老太太进屋来取水壶或油灯时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叫人看着不舒服不喜欢。
周树人在这“中越馆”的楼下住，大小两间，大间的纸窗朝西，曲尺形天井里种着树木，所以朝西的窗户在夏天也不会觉得西照太阳晒。平时客人来就在大间里坐，冬天炭火盆上放着开水壶，随时可以给客人冲茶水喝。这里比起公寓方便，来的客人也比以前多了，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等一帮人常来，也不管阴天雨雪的照样来，一来就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扯上半天。到了中午，主人抽屉里如果有钱，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就只好用普通客饭了。中越馆的一段日子虽说过得穷点，可也是最潇洒的。
周树人再次回到东京的目的在于实现文艺运动计划，而计划的重点是创刊发行一本文艺杂志。杂志的名字，大家提出来好几个，都是取自古代诗词，如采榷离骚》中的词“赫戏”之类的，不浅显易懂。周树人想起了但丁名作《新生》，认为用“新生”作为杂志的名称好，具有“新的生命”之意。许寿裳等人都赞同，也觉得“新生”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于是，杂志名便定为《新生》，还加上了名称的拉丁文。
创办杂志需要人手，周树人邀请了好几个朋友来参加工作。预定的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其中，袁文薮比较富裕，表示愿意为创办杂志垫付印刷费。有他的支持，周树人便着手筹备工作，约稿子，画插图，并亲自设计杂志封面，做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可是，正当杂志创刊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袁文薮突然决定要往英国去读书。周树人和袁文薮谈好，约定他一到英国就写文章寄来。袁文薮也表示，到英国以后就把稿子寄来，创办刊物所需费用也一并汇过来。然而，他一去便杳无音信，更不要说寄文章汇款来了。三人撰写稿件还可以，重要的是筹不出印刷费来，一般官费留学生一年只能领到四百元钱，当时公立专科的留学生才领到四百五十元，靠他们三个人筹款印杂志是不可能的。《新生》杂志出版日期往后推了一天又一天，看来，《新生》杂志的创刊发行一时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过，周树人倒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地逛书店收集书报，回来在公寓里灯下阅读翻译，为他的文艺运动做着准备，这阶段，周树人很少到德文学校去，就在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用功。他早晨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杯牛奶都不喝，只是抽烟看书，中午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果没有客人来，他便到外边去看书，晚上仍然是抽烟用功，每天总要过了半夜才睡觉。这期间，他和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到一位流亡日本的俄国女人那里学习俄文，但由于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是拿不出来，学习了半年只好不去了。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许寿裳找到一所很不错的住宅，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这里原是日本绅士夏目漱石的家园，主人要迁居大阪去，便将这座住宅出租了。这座住宅规模宏大，庭院宽阔，花木繁茂，房间清洁漂亮；整座建筑居高临下，和小石川区大道平行，可以闲暇时眺望城市风光。这座房子房费数目太大，只好约几个人合租，便拉来周树人、周作人、钱均夫、朱谋宣几个人一起租祝一共是五个人，所以就称为“伍舍”，在高大的铁门旁边的电灯柱上便挂了一块牌子“伍舍”。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几乎家家博士、户户宏儒。“伍舍”里住着五个学生，将房屋庭院收拾得整齐清洁，倒也和此环境十分相衬。走出西片町只一拐弯，就到了东京帝国大学，一伙伙一群群的方帽子从那赫赫的赤门出出进进，方帽子越破旧越显见其资格老，高年级的快毕业了。
这一年4月8日，周树人迁进了“伍舍”。他从小就喜欢花草树木，爱看陈淏子的《花镜》之类的书，常常到爱种花木的叔祖玉田先生家去观赏罕见植物，放学回家也自己种些花草，那“百草园”曾给他带来过无穷的乐趣，使他留连忘返。他在弘文学院时还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书，其中有很多彩色的插图，使他爱不释手。他对植物本来就有相当好的素养，现在，“伍舍”的宽阔庭院的空闲地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和许寿裳一起动手种了大量的花草，特别是那些牵牛花，形状和色彩千奇百态，片片绿叶上晨露晶莹，晓风轻拂便笑口齐开。蟋蟀的鸣叫，是他久违了的最亲切的声乐……不过，住进“伍舍”以后，周树人本来就不宽裕，那点官费更不够用了，手头更加拮据了，甚至要靠给人家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来维持生活了。看来，“新生”运动已是前途渺茫。
可是真巧，就在此时，一位朋友忽然来访，他叫孙竹丹，是搞革命活动的，周作人在南京时认识的。他说河南留学生办一个杂志《河南》，缺少撰写稿子的人，特来请周作人帮忙。这个杂志的总编辑刘申叔是大家都知道的，于是，大家都爽快地答应下来。这一时期，周树人写稿最多，许寿裳成绩最差，只写了一篇。周树人给《河南》杂志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的题目，用白话来说就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周树人很喜欢英国、匈牙利、波兰、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特别佩服英国诗人拜伦。拜伦在英国被称为撒但派诗人，也就是恶魔派诗人。因为“恶魔”文字不古，“魔”字起源于梁武帝，以前只用音译“魔罗”，于是便换用“摩罗”。主要目的是介绍外国的革命文学。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里边了。这期间，周树人原想在《新生》上发表的文章，想在《新生》上说的话，便在《河南》杂志上发表出来了，虽然是晚了一点。周树人在《河南》杂志发表文章，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飞”，与他的本名没有什么联系，大概是取前进的意思吧。
另有凑巧，又有一位朋友来到东京看耳病，寄居在周树人他们的公寓里。他叫蒋抑卮，是一位银行家，家里还开有绸缎庄。他原来是一位秀才，人很开通，听说周树人介绍外国文艺的计划，十分赞赏，愿意借给周树人钱作印刷费。于是，周树人原来“新生”计划中的文艺部分有了问世的机会，便向蒋抑卮借了１５０元钱，第一部翻译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很快就出版了。这部小说集偏重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包括俄国、波兰、芬兰、捷克、匈牙利、波希米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品。第一集印了一千册，第二集印了五百册，因为收不回本钱来，第三集只好中止。这部小说集虽然销路不好，但总是开了个头，周树人感到十分欣慰。
这一时期，可以说，周树人的文艺活动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再经过几年的“潜伏”准备，接下来是“五四”以后他的文艺活动的第二阶段，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