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由于共产国际会议定的调子，便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模式化了，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由于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影响，中央苏区于1931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王明接手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中央代表，去执行国际共产组织的“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机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前提下，同时批评了毛**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战争论”、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也引起了一番争议，后来国际组织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到了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临时中央首先致电周恩来，命令周准备行动起来。1月上旬，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分析了周恩来的建议后，又退了一步复电周：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3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
由于仓促应战，又加上红军的装备落后，激战几日没有收获，于3月7日撤围。
1932年3月，3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一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党面前主要的危险。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4个团，俘敌1000余人，22日毛**给周恩来致电说：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中说：“伍豪（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强的19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日，临时中央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
中央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毛**、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主席无事可做，毛**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毛**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毛**、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
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毛**一次次做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毛**的主张。
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感受到，毛**在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毛**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以及感受全局的敏锐仔细的观察能力。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毛**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日，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毛、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毛、朱、王实在难以从命，他们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毛、朱、王：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毛**终于意识到，此时已是黑云压顶，远远地已听到滚滚的雷声了。
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如果弄不好自己和毛**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他力保毛**，所以他在会上发言说：毛**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
这次紧急会议是针对毛**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此时的毛**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中央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毛**说完这话，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激流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
毛**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不等别人有何反应，毛**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毛**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中央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毛**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
那一刻，毛**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感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
毛**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双腿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
据史料记载：
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毛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毛**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毛**，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毛**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
毛**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熟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毛**失意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慰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毛**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毛**虽然失意，但与贺子珍的爱情却是美好的。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15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小8岁，她立志献身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是采取的“浪漫结合”方式，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1922年出生的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1950年在朝鲜战场被一颗美国**炸死。1923年出生的毛岸青，一直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士结了婚。
1927年，毛**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杨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30年10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逮捕。她和长子***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了酷刑。她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带回了家。毛**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1929年8月20日在衡山被杀害。她们两人的死互相是没有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杨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1957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
1927年，毛**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在加入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贺子珍是在8月15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南方，桂是8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1927年1月27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28名共产党员得救。贺子珍他们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贺子珍随毛**上山不久，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像这样的事迹很快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和那些男人一样并肩作战。
毛**和贺子珍在1927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们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福建边界地区。1929年7月至10月，毛**身患疟疾，在福建、江西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养病。
此后，贺子珍一直工作在毛**的身边，她给他充当女秘书。
贺子珍知道失意后的毛**痛苦在哪里，在这种时候，说更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她只想在生活上照料好毛**。
她想方设法地给毛**做他爱吃的湖南菜，可毛**的食欲并不好，每次吃饭时，只是夸奖几句贺子珍做菜的手艺。贺子珍看着日渐消瘦下去的毛**，才真正明白“心病难医”这句古话。
贺子珍虽然知道自己医不了毛**的“病”，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知道怎样去关怀、照顾一个男人。
毛**爱吃炒黄豆，她总是想方设法到老乡家去买黄豆。每天晚上毛**失眠时，她总是把一小袋炒黄豆塞过去，毛**抓过炒黄豆，有声有色地嚼着。贺子珍躺在毛**身边，听着毛**满足的咀嚼声，暗暗地吁了口长气。她知道，毛**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咀嚼中睡去。炒黄豆成了毛**的催眠剂。
在那等待徬徨的日子里，贺子珍的心一天也没有轻松过。她相信毛**是正确的，红军的劫难也是暂时的。
在那些日子里，毛**也只有走进家门，看一眼贺子珍温馨的微笑，他的心才放宽一些。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贺子珍的脸，一直到贺子珍羞怯地低下头。这时毛**就孩子似的说：子珍，你还是那么年轻。
毛**说这话时，贺子珍的眼泪差点落下来，她明白，这是毛**在宽她的心。每每这时，她也总是深情地望一眼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