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这部小小说集得以问世，将是我在这个领域开垦出的第一块“处女地”。
面对刚刚荣获母亲称号的产妇提问：你是怎样怀孕的？又是怎样将婴儿分娩的？她无疑将是一脸震惊。她会恍若梦中；她会无言以对；她甚至会因对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回答不上来而发窘。仿佛她不是正派的女人。
以此喻之，又拓展开来，不禁又问：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又是怎样在被人称之为“文学创作是一条拥挤不堪而又十分狭窄的小路”上艰难蹀躞的？我无疑也将是一脸的麻木，于惶惑中似大梦未醒，继而或者下意识地蹦出一句：偶然大于必然。或许是上帝的安排。
这前后两句内涵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颇象梦呓。
是的。
文学之于我，的确是个梦。是个乖张多舛的梦。
二
勿庸讳言，亦非自谦，我没有聪颖的天赋也非出身书香门第而受过高深的教育。人生坎坷虽有但谈不上不堪回首，当然也更无所谓惨烈。文学造诣绝对划归中等，档次恐怕还属于“自我感觉良好”。至于想当作家的梦，30岁那年曾萌动过，但一巴掌又被拍醒了。
猎奇是人的天性。大概正是基于如此吧，幼年时期的我酷爱听书。我的家乡冀中一带有个风俗，婚丧嫁娶一般都要请个说书先生（西河大鼓和评书），内容都是被时下视为“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范畴。如《杨家将》《三侠五义》、《封神演义》、《呼家将》等。
那时尽管我才五六岁，只要听说哪个村说书，不管三里五里，约个伙伴就蹽去了，一听就是大半宿。尽管时常受到母亲出于惦挂的责骂，但过后依然我行我素。还有就是我们村有个落魄的老秀才，每天晚上都在村中央大庙前的广场上象摆地摊一样地说评书。其谈吐要比一般说书人文诌些，内容也不外乎是《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今古奇观》、《官场现形记》等。我可以自豪地称得上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只要他不宣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就是天上下雹子地上刮飓风，我也不会挪窝儿的。
之后呢，开始上学了，“听书癖”便“一分为二”，即一半转为看，一半仍为听。不过，那时庄稼汉的孩子看点儿书是十分困难的。一来没钱买书，打瓶醋的钱还要靠从鸡屁股里抠；二来没工夫，放了学父母不是叫你拾柴禾就是打猪菜。夜间看书，又嫌点灯费油。有一次我向人（那时还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有图书馆之类的场所）借了一套线装本《乾隆下江南》，限定3天交还。当天中午帮着母亲烧火做饭时，只顾一门心思看书了，结果把一只新布鞋烧了个洞，不但挨了母亲一顿急风暴雨式的笤帚疙瘩，而且中午也只好饿肚子了。转天上课时，为了赶进度，竟然埋头读了起来，结果遭到老师的喝斥，书也被收缴了去。最后不得不把母亲的大驾请出来（老师是我表姨夫），才把书索了回来。
再之后呢，便进入了全国***的年代。我也由农村一下子“跃进”到华北工业的摇篮——天津市，在当时还属于公私合营的新安电机厂当了一名锻工。那年我还不满15岁。
锻工，是个文雅的称呼，在乡下被叫作“打铁的”。虽然这家工厂已经颇具现代工业的规模，锻工组也拥有气派的蒸气锤和夹板锤，但是依然摆脱不了炉烘火烤，需要抡锤才能完成的活儿还真不老少，所以劳动强度很大。8个小时工作后，浑身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但是，由于我拥有了“经济独立权”（前5个月学徒工月薪仅有13元，半年后才增加到15元），所以，“听癖”不改，每天晚上不惜破费日工资的五分之一到河西区谦德庄书馆听上一个钟头的大鼓书。管它下雨刮风，管它春夏秋冬，几乎天天如此，可谓“雷打不动”。至于看书，更是信马由缰了。一次上夜班，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朔风怒吼。8个小时的工作量我们4个小时就干完了。其他师傅都钻到个暖和地方睡觉去了，我拉过一条木板凳，放在锻工炉前面，躺在上面看起了《红楼梦》。大概由于过于劳累，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蓦地，我觉得右腿肚子上猛地被人用通红的铁块烙了一下，随着“啊呀”一声大叫，“咕咚”一下子摔到了地上。一看，只见右腿上的棉裤已被烧了个拳头大的洞，并且还在青烟袅袅，洞的直径也在延伸。要说勇敢，恐怕莫过于此时了。我百米冲刺般跑到水龙头前，“哗”地拧开阀门，箭似的水柱射在棉裤洞眼儿上，火是眨眼之间熄灭了，可是我的右腿被烧伤处也眨眼之间起一个馒头样大的燎泡，阵阵钻心般痛，浑身直冒冷汗。倘若有人问我那时你是首先想到去医务室还是找那本《红楼梦》，我毫不加粉饰地说：首先想到的是后者。这倒并非完全是我惜书如命，而是这套书是我从厂图书室借来的。借书证上甴纸黑字写着，如果损坏或丢失，加倍赔偿。一套《红楼梦》定价好几元，再翻一番，我一个穷学徒工赔得起么？
当寒星狡黯地盯着我拖着烧伤的右腿和冻得梆硬的棉裤跛足往距厂少说也有4公里的职工单身宿舍走时，我不禁莫名其妙地吟诵起书中的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最后加上一句，“整得老子好狼狈！”
纵观这几年的“听”与“看”，算不算青少年时期也受了些文艺熏陶呢？假若算的话，无疑需要加上一个注脚：“好寒酸！”
谁知，可怜的还在后头哩。
三
历史的时针瞬间旋转了六万一千余圈儿。一场“**”开始扫荡神州大地。恰恰在这个时刻，我结束了从戎后达4年之久的“直线加方块”的连队生活，调到北京军区空军某基地政治部宣传文化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喜悦心情自不必说。大凡行伍出身又在基层连队生活过的都知道，连队生活紧张、严格，想读点文学书籍那是比登“蜀道”还难。到了宣传文化科，饱览文学书籍岂不名正言顺？不料我“上任”不到一个月，领导上便分配我一个无比“神圣”的差事：参加推行“横扫千军如卷席”般的大扫荡，即把基地图书阅览室、本科和本科每个人的文艺书籍统统无一漏网地收缴在一起，加以封存，等候处理。说这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那天，当我们将满满两解放牌卡车文艺书籍拉到造纸厂要化为纸浆时，不知当时我怎么竟敢“知法犯法”，擅自将一套《金陵春梦》和一本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掖到自己的床头柜里。谁知，没几天不知被哪个小子告了密，结果党支部决定叫我在党小组会上作“触及灵魂”的检査，并要从“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的原则性高度认淸是非。这一棒打得我好沉重，结果是小会批大会点，我焉能不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此，与文艺书籍却成了绝缘体。
生活真象个幽默的大师，常常做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身为宣传文化科的新闻干事，加深文化修养要受种种限制，岂不滑稽？！
四
人世间的事情是多变的。
历史的时针又瞬间旋转了六万一千余圈儿。天津文艺出版社给我当时所在的空军第六军政治部去了一封公函，希望将我与他人合作采写并做了较大规模宣传的、天津空军医院某协理员在帮助冀东贫穷山村开展合作医疗中献身的模范事迹，由新闻通讯改写成文学故事。那时我在军政治部宣传处任新闻干事。当领导给我交代任务时，我欣然从命。这绝不是自不量力，也非不知天高地厚。虽然我也知道人物事迹通讯与文学故事不同，单就思维形式讲就有所别，前者是逻辑思维，后者却是形象思维，改写起来会相当艰巨。但我还是想试上一试。当时无论是文艺界还是理论界，都兴写作组，据说写作组有两大功能：一可以集思广益，二可以扼制个人成名成家。我们当然不敢忤逆潮流，便也组成了个小小的写作组，名叫“赤鹰”，即“红色战鹰”之意。
在长达4个月的写作中，写作组始终处于一种“战斗”状态，几乎没日没夜，更谈不上休息星期天了。第一稿写了12万字，第二稿增加到14万字，到四易其稿竟是18万字了。虽然每修改一稿，字数就象滚雪球似的膨胀和扩张，但质量仍不能令出版社满意。
难哪，那多年搞新闻所形成的概念化的语言，那首先从主题出发的思维方式，那离开人物内心世界的泛泛交代，那平铺直叙的结构形式，那缺乏艺术感觉的空洞议论，都“痼疾”般的难以医治。
由于在艰难的状态中苦苦熬战，不到两个月，参加写作组的成员，每人的脸都瘦了一圈儿。量量体重，最少的掉了2公斤肉。
所以，到修改第五稿时，几个男兵女将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回原单位了，写作组便只剩下了我一个“光杆司令”。
虽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能挂免战牌呀，谁叫我已经在领导面前请缨了呢？不拚到最后，我是不会“偃旗息鼓”甘当孬种的。
那时，由宁过度劳累，加上怕完不成任务难以向领导交代的压力，我整天头痛得要裂开似的，而且严重失眠，每天最隹状态只能睡上3个小时，还要靠药物辅助。经诊断，医生说我患了“神经官能症”，大脑皮层过度疲劳，需要立刻住院治疗。
这怎么可以呢？如果我住院治疗，大家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很可能半途而废。
我再三恳求医生不要叫我住院。为了激励和鞭策自己，我便把“学问勤中得”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名句作为座右铭写在纸上，贴在床头和墙壁上。
当时支配我行动的最高准则就是毛主席那条语录：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你甭说，最后一稿我修改得相当可以，出版社看后击节通过。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定稿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据说颇有来头的文章《文艺作品不能写真人真事》。这样我们苦苦笔耕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作品随之搁浅。
荒唐么？不。因为那时本身就处于荒唐的年代。
五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就在此作欲出不能、欲罢不忍的等待期间，我居然斗胆写开了短篇小说。初稿完成后，听说《天津文艺》马上创刊，便傻愣愣地直闯该刊编辑部，并得到名叫李兴桥的编辑接待。兴桥同志见我是个“大兵”，年龄又相仿，倒也颇为热情。经他指点，又修改一稿，发表在1973年《天津文艺》创刊号上。篇名叫《路遇》。这便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开始。
发表第一篇作品的高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眯成一条缝儿的两眼看着刊物上自己名字下的白纸黑字，心里阵阵发醉，眉里眼里滴着笑，那神态宛如看着刚刚落生的可爱的儿子。
第一篇作品的发表象酵母一样催发了我创作的冲动和不可遏制的激情。于是，我一鼓作气，接连写了个短篇小说和两篇报告文学。一个短篇小说叫作《起飞线》，发表在《河北文艺》1974年1月号上，而且作为头题。一个短篇小说叫作《占位》，发表在1974年1月6日《解放军报》上。其余3篇在间隔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也都发表了。
此刻，我的确萌动起要当作家的梦。因为几篇作品发表后不仅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甚至有的战士竟给我来信求教如何写小说了。
不过，这次的梦，十分短暂地被领导一巴掌拍醒了。
领导给我指出，我应该全身心地扑在新闻工作上，一心不能二用。言外之意我已经在不务正业了。其实，那年我发表了几十篇新闻稿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空军报》等军内外报纸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两篇工作通讯报社还加了编者按语。我不仅被评为军区空军优秀通讯员，而且我负责抓报导组的经验体会，《解放军报通讯》还作了介绍。但是这些是不能作为理由辩解的。从领导的语气中已经清楚不过地告诉你，新闻稿件刊登再多，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份内的事，而写小说则是份外的事。说实的，除《路遇》那篇小说是在出版社等候消息时占用“公家”时间写就的外，其余几篇都是利用原本属于我的业余时间一晚上开夜车写出来的。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不论是下象棋、打扑克、轧马路和聊天扯淡，领导都不过问，但是只要你写小说，那时领导会盯着你，轻者说你想成名成家，重者说你不安心服役。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说不太清楚，也不愿白费脑筋。
既然领导严肃地指出了“迷津”，只得表示“洗手不于”。
六
山不转水转。
谁知没过两个月，空军通过干部部门一个电话，要我参加撰写在“9.13”事件中与叛徒搏斗并毅然将满载大量党和国家核心机密材料和林彪反党集团黑名单的直升飞机驾驶返回北京而英勇献身的飞行员陈修文事迹的写作组。当时我在写作组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作者，二是以在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帮助工作的名义担任联络员。经过几个月的写作，此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忠诚战士》。
写作组的使命结束后，不知文化处的领导认为我身上有些文艺细胞呢，还是认为我是个干事儿的材料，一道调令，我便由冀东煤城调到首都北京，成了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的文化干事。
干事干事，总得干事儿呀。
可是那几年除了搞运动，除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是没有多少实际业务工作可干的。当然，有些重要的学习是非参加不可的。但具体到一个单位中人与人之间过去的“积怨”，对于我这个到机关不久的新干事来说就关系不大了，搅和进去反而有帮派之嫌。所以，我就常常闷着头读点文学名著。一次一个编辑部约我写篇五千多字的小说，我便“猫”在资料室爬“格子”。不料，我还没写满一页稿纸，一个负责抓“运动”的同志找我谈话，说我不关心政治，有意逃避路线斗争，委实令人惊讶和愤慨。
为了表示“紧跟大方向”，我“嚓嚓”几下把稿纸撕碎了。不久，这篇小说却又魔术般地发表出来了。那位同志不无惊奇地问我什么时候写的，我悻倖地答了一句：“在你睡团圆觉的时候。”
我这样回答决不单单是气话，而是有个起码的事实做依据。在我坚持业余创作的岁月里，几乎星期天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平日的晚上，俟老婆孩子睡着了，用炮弹壳制作的台灯下才变成了我笔耕的天地。爱人常常不解地说：“领导并不喜欢，登了又没个稿费，劳神费力，图个啥？”
是呀，图什么呢？图个爱好。可爱好又是什么呢？是对文学的痴迷？是对作家的向往？是想祖坟上冒青烟？似乎都不是。真见鬼，世界上的未知数太多了！
总之，不管图什么吧，反正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并发表了30多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还有一些文艺评论和散文。
有的同志说：搞专业创作难。我说：搞业余创作应该在难字前面再加上一个“更”字。
我觉得，搞业余创作也需要具有三不怕精神，即：不怕指责和别人讥讽，不怕常年累月地吃苦，不怕老婆埋怨。如果还需要加上一条的话，那就是一一锲而不舍。
七
1982年，对于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可谓“天赐良机”。
这一年，我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我们这一期是第七期，为编辑评论班。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省市文学月刊编辑部的编辑和少部分主编和副主编。这些同志不仅编龄较长，阅历广，有执著的追求，而且有一些已在我国文坛崭露头角。与这些同志同窗共读，受益匪浅。
在长达两年的学习由，文讲所的条件虽然很差（没有固定校舍，两年两次迁居，一间不足十七平方米的房间住四个学员），我还是发奋读书。因为越读书越觉得极迫切地填补脑海里那块很大的文学空白。期间，除了认真听取老师的授课外，我还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司汤达的《红与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了普希金的诗，莱蒙托夫的诗，歌德的诗，莎士比亚的剧本；同时，我也读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甚至又重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一些唐诗、宋词及部分《资治通鉴》。涉猎面之广对于我是前所未有的，真恨不得把早应该读但又没读的书全部“扫荡”一遍，然而又怎么可能呢？
常常听青年人说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可我又算怎样的一代呢？
历史就是这样的既无情又公平。
在文讲所除广为博取外，也小有付出。《啊，蓝天》就是在读书的同时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大凡处女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稚嫩性。这部中篇小说就如同天真无邪的孩童，喜怒哀乐全部挂在脸上。
八
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回到部队机关又重操旧业，继续当我的文艺干事。每年以及以前的每年我都利用举办创作班和笔会之类活动培养部队作者。其热忱绝不亚于营造自己文学作品的殿堂。
过些日，领导上大概考虑到我已经具有近20年的“干（事）龄”了，曾三番五次动议叫我当个“长”什么的，但我都“不识抬举”，诚心诚意地谢绝了。我只有一个想法：进创作室，尝试一下搞专业创作的滋味。
不知是由于我的虔诚感动了“上帝”，还是正赶上创作室需要充实人员，1984年10月我被调到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并且给安上了个副主任的头衔，分工负责创作室的行政和思想工作。这时，我的年龄已是四十有一。
41岁开始搞专业创作，在地方或许并不为奇，但在空军部队却绝无仅有。而且又负责行政事务和思想工作，这要牵扯相当一部分精力，身体又不太好，能写出作品来么？
“你真是自找苦吃。”爱人这样说。
“我爸爸放着又轻松又实惠的工作不干，偏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儿子这样埋怨。
“老刘，悠着劲儿来，能写点就写点，写不出来也有名目：分工管行政嘛！”老战友这样劝。
当然，也有个别“拭目以待”者。
然而，我一直崇尚这样一句名言：路在哪里？就在你的脚下。
我深知我的“先天不足”，我也深知自己起步晚矣。在创作室，论年龄我是排在“老字号”行列里；论“创龄”，我却是最短的，是个彻头彻尾的“新兵蛋子”。但是，我不仅决心要写，而且决心多写出些作品来。
是不自量力么？不。
自信心——男儿的脊梁啊！何尝又不是从事创作的精神支柱呢？
九
调到创作室，的确有点“自找苦吃”。
苦在哪里？
我到创作室的第三年，岁末算了一笔帐。1年12个月，该我在创作室值班和不该我值班但也得替借口不参加值班的人值班就占去三个半月。每周上午一个办公会，星期六下午一个党小组会，加上平时的学习，累计两个半月。因公出差15天，患病住院26天。共计7个多月的时间。这样，我写作的时间还剩下多少呢？
转年我爱人也给我算了一笔帐。一年按52个期日计，除去住院和到外地出差，只有6个星期日未到办公室写东西，其中还有两个星期日是因为家里来了客人。一年按365天算，除去值班、住院和出差，晚上不去办公室写东西不足一个月，其中还有些是因为家里来了亲戚和身体不适。
从以上两笔帐讲，与其说我是在从事专业创作，莫如说依然还是个业余。
可是，艰苦出奋进。
我足以自豪地讲，对于有限的创作时间就象跟新婚度蜜月一样分分秒秒都酣畅地运用了。所以，3部长篇小说和接二连三的报告文学及短篇小说和小小说相继问世。其中一些作品还在军内外获了奖。一年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十
有人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如同度蜜月；过个三年两载就变成别后重逢了，会尽情体会个中意味儿。
这比喻颇有见地。
当一定数量的作品面世后，就该冷静地寻觅自己的文学取向了，即在芸芸作家大军中分辨自我。
前几年，文学的确喧哗与骚动了一阵子。文学观念大爆炸，各路诸侯竟相登场。
我呢？
绝不想“玩玄”，也不愿“媚俗”，着意在雅俗合璧处确立最佳交汇点。
十一
文学是情人，可以令人销魂；文学又易惹事生非。
4年以前，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刚刚呱呱坠地，还没来得及抱出去叫世人观看，就被荒唐之极地“对号入座”，被某君“棒子”、“绊子”并用，我的作家梦遭到致命一掌。
其实，大梦醒时，何尝不是一个崭新的黎明。
十二
看来此生与文学具有不解之缘。
卸掉戎装后的我先是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供职，任编辑部主任，仍旧与文学为伍。于编发别人作品间隙兼有小作问世。
1991年，又披挂创办全国侨联综合性月刊《海内与海外》杂志，因劳累虽险些失去半壁江山（脑血栓偏瘫），痊愈后仍是个拚命三郎（一朋友语）。
生活又将我带入一个新的与文学不可分离的层面，一个新的梦境。
1992.8.8于子夜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