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庐，鲁迅记。
注释：（1）《申报》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日报。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创办，一九○九年为买办席裕福所收买，一九一二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后，曾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才遭国民党暗杀后，该报重趋保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自由谈》是该报副刊之一，始办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
（2）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
（3）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职。
（4）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5）指黎烈文的《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缅怀亡妻的文章，载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谈》，后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6）作者第一篇刊于《自由谈》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书时改题《逃的辩护》。
（7）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是陈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说的话。
（8）王平陵（1898-1964）江苏溧阳人，国民党御用文人。这里说的"告发",见本书《不通两种》附录《"最通的"文艺》。
（9）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这里说的"揭露",见本书《文人无文》附录《第四种人》。
观斗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2），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3）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吧。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4）不可。一月二十四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曾刊载浙江婺州斗牛照片数帧，题为《中国之斗牛》。
（3）"负弩前驱"语见《逸周书》："武王伐纣，散宜生、闳天负弩前驱。"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当日军进攻，中国驻守军队大都奉命后退，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当地驻军在四小时后即放弃要塞，不战而退。但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常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如山海关沦陷后，在四川参加军阀混战和"剿匪"**的田颂尧于一月二十日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4）"爱和平"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投降卖国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逃的辩护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2）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3）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4）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5）。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6）。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7）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干。
（2）指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奋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二月初，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加以禁止；十七日出动军警，逮捕和屠杀在南京请愿示威的各地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事后反动当局为掩盖真相，诬称学生"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被害学生是"失足落水"等，并发表验尸报告，说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为黑白二色"。
（3）榆关即山海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为日军攻陷。
（4）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处于战区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军夺占，学生流散。
（5）山海关失守后，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求展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为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
（6）"遗臭万年"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上写："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7）语言历史研究所应作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北平。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归它保管。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时，该所于一月二十一日将首批古物三十箱、古书九十箱运至南京。
崇实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2）和不准大学生逃难（3），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4），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5）《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6）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北平的迁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3）不准大学生逃难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4）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5）崔颢（？-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8）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电的利弊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2），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3）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4），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切利支丹殉教记》原名《切支丹殉教者》，日本松剖作，一九二二年出版。一九二五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切支丹殉教记》。书中记述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情况。"切支丹"（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
（3）《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4）爱迪生（T。A。Edison,1847-1931）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不通两种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吧了。
所以银行家说储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2）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3）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4）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一，路要认清；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5）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挤·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马占山（1885-1950）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3）航空救国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4）洋烈士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萧特（B。Short），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日机六架相遇，被击落身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四月曾来中国。
（5）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公开执行卖国投降政策。一二八战争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类的说法，这些都是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饰辞。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王平陵）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作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前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前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胡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前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7）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8）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9）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10）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七月十九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3）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4）《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5）"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6）"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7）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
（8）鲍罗廷（M。M。FGHGIJ,1884-1951）前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9）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10）"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战略关系首都《救国日报》（2）上有句名言："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3），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4）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5）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绝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6）不至于被国联（7）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8），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9）。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10）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备考：奇文共赏（周敬侪）大人先生们把"故宫古物"看得和命（当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易搬动，容易变钱的缘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南京创刊的反动报纸，龚德柏主办，一九四九年四月停刊。文中所引的话，原见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该报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
（3）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九一八"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等职。
（4）战略家指国民党军事当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后，他们屡令中国军队后撤，声称是"变更战略","引敌深入","并非战败"。
（5）上海和议一二八战事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并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参预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屈膝投降的谈判，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6）满洲国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为"皇帝"。
（7）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8）什么什么草案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调解中日争端的"决议草案"。一九三三年一月又据此草案修改为"德鲁蒙新草案"。这些草案明显地袒护日本，默认"满洲国"伪政权。
（9）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指参加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外相西门的态度。他在国联会议的发言中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曾受到当时中国舆论界的谴责。
（10）行都在必要时政府暂时迁驻的地方；陪都，在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时于一月三十日仓皇决定"移驻洛阳办公";三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又通过决议，正式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同年十二月一日由洛阳迁回南京。
颂萧萧伯纳（2）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3）。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4）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十一日路透电）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5）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前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6），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7），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晚报）"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需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乐雯）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需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萧伯纳在上海》。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2）萧伯纳（G。B。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