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小站稻”的形成乃至城镇的兴建和发展，都与周、袁等人的“小站练兵”，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因此，我们说：“小站镇是兵镇”。兵镇有兵镇的构建特点、真实故事和历史传说，其中很多颇具意趣者，一代接一代流传至今，虽历沧桑而不绝。梁福来博学强记、不耻下问的求进精神，使他对小站地区的发展历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比一般人有着更多了解、深入思考和卓然见解，并能从正反两方面，从中受启迪、获教益。我们不妨举出几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以飨读者诸君。
一是，小站的构建历史特点。
同咸水沽、葛沽等附近的其它镇比较，小站有独具城门城防的镇街：现在的中山路，旧时称“城里”，西城门在中山路西口，出城门便是德胜道；东门是现在的八玻处，出东门1华里即东闸；南门在今天的小红楼对过；在南北街北头的北门，直对着袁世凯练兵时的“讲武堂”，军机处即设于此。在今天的月牙河闸处，袁世凯练兵时期建有大观园戏院。当时在月牙河上，仅大有桥一座，形成河西、河东两股道。小站的河、桥、街巷和营盘设计都有战略意义。与方圆百里的其它镇街相比，当年小站是唯一有路灯和夜市的镇街。在袁世凯练兵时，小站西门脸儿是繁华中心，有四根半房高的灯柱，灯在柱顶，呈方斗形，有铁檐罩，四面玻璃内置头号煤油灯一盏。在城里、北街两厢和门市间，每十步远置一壁灯，壁灯是三面玻璃方斗。那时讲武堂有外国教官，这街灯的设置，很可能是洋教官的意思。每天傍晚，有一老兵肩挑两筐灯盏，置放点燃，清晨又歛回擦拭添油。
小站连续多年驻兵不断，每兵8块大洋的供给。于是，冲“八块大洋”而出现的吸引光棍儿兵的妓院、书场、戏园子、饭馆儿，也就异乎寻常地集中、兴旺，人称这里“天津三不管儿。”
当时小站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军营经济”，除军需物资外，赚取军饷，是小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花的银元、铜子儿都是硬币，找零和随身带着不便。小站商务会自制了银票，限在本镇内流通，银票上印有一只老虎，人们通常称之为老虎票。这种做法，当时在其它集镇是很少见的。
二是，“水源三百粒”的民间传说。
这是寄托着当地稻民期望社会公正、追求富裕生活的美好传说，幼时的梁福来，就听耄耋之年、住在镇上的薛殿申讲述过，至今还言犹在耳。
老年间，在小站大地还长满黄蓿野蒿之时，从山东来了王老实一家。他们搭个窝棚，开垦荒地，引水种稻。几年后，有吃有喝，还盖了三间土房。一天，突然来了3个骑高头大马之人，在地里跑了一圈，冲着正在干活的王老实大声喊道：“这块地已经被我们王爷圈了，限你三天之内搬家！”
王老实在无可奈何之下，头一回上了趟天津卫。他找到王府，求王爷给他留下几亩供一家人吃饭的地。肥头大耳，象刮去头毛的肥猪似的王爷，坐靠在虎皮椅上哼道：“我宽大为怀，这样吧：那10亩地算我租给你的，每年每亩交我500斤粮，如果你能多交1000斤，我就白送你一亩地；少交100斤，我收回你一亩地！”听，天下竟有这种蛮横无理之人！那块新开稻地，要命也收不了5000斤粮呀，没几年就白白送给了王爷。
为了一家人活命，王老实到海边当船夫。有一天，他忽然看见在汹涌海浪里，有个人抱着块破船板高喊求救。好心的王老实，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海里把他救上船。原来那是个种稻农民，名叫水源，农闲时到海上打鱼，船被风浪打翻了。水源请王老实到家做客，他非常同情王老实的不幸遭遇，为感谢救命之恩，忙把自己的稻种送给王老实，并教他如何去做。
王老实满怀热望地带着稻种又回小站。转天又去王府，他问肥猪样的王爷：“你过去说的话，还算不算数？”王爷趾高气扬地哈哈大笑：“当然算啦！”回来后，王老实用水源给的稻种秧上芽子，又把那10亩地都插上秧。到穗大粒满之时，他托起一个稻穗数了数，正好是300粒！为纪念朋友水源，他给这稻起名叫“水源三百粒”。好傢伙，到秋后，每亩竟然收稻1000多斤，真令王老实全家人喜出望外！没几年，他就把王爷跑马圈去的土地都收回来了。
乡亲们看到王老实收成这么好，纷纷找他买稻种，他则心虔志诚地说：“咱们穷人都是一家子，理应互相帮助，谁种多少谁就拿，我不要钱——大伙儿都有吃有穿、富富裕裕的，那我才高兴哩！”于是乎，这优良稻种“水源三百粒”，就在小站地区广为种植了！
三是，关于月牙河的传说。
如前文所写，盛军在小站练兵屯田时，为解决种稻水源和航运问题，开挖了工程浩大的马厂减河和小站到咸水沽18华里笔直的河道。这样一来，小站、咸水沽、葛沽三镇便被三条河流围成一个三角形，不仅灌溉方便而且水运畅达。
相传李鸿章到此巡视后，诡称这18华里笔直河道与马厂减河、海河，围成一条玉带（指龙袍玉带），此地必出“真命天子”。他回京启奏老佛爷，既迷信、昏庸，又恐大权旁落的慈禧太后，异常心惊地问：“如何破法？”李鸿章趁机献媚出计：“把小站附近的河道填死，另改挖一段月牙河道，就可使之变为假玉带（指唱戏的龙袍玉带）。”慈禧听后甚悦，遂令人将通往小站镇内的河道填平，由大有桥处拐弯往西南，接上马厂减河，因形如月牙，故名月牙河。据说，后来小站镇还真的出了一伙唱戏的。
四是，盛军赈济灾民。
周胜传除在小站练兵时，开挖河道、引水种稻，解决军饷和造福农民外，在当地群众中还流传着一段他救济灾民的佳话。1876年，沧县南部一带天灾无收，逃荒者相继到小站盛军营盘请求赈济。周胜传赶紧发动官兵，很快募集白银万两，他还组织军士们“择平旷之地，架木为棚，覆束苇其上，又以泥涂附，以防为患”，作为收容灾民的粥棚。这些粥棚，“分路列号，界以围墙，使男女异厂而居”。每天“人各两餐，计口援之，日约米5石”。并安排军士“夜为司守，领粥探询，皆有定时”。特别贫寒者，还能领到棉衣。这年救活了几万人。转年当地发生饥荒，盛军又在小站会馆设粥厂，每天前来喝粥者达万人，还向大孙庄、小韩庄、中和台、甜水井等村发救济金四、五千两白银，受益者也有万余口。1878年2月，盛军向收容的难民发放资粮，遣送回籍，远途的用军车送，并派诚朴之员护送，当送受灾最重的交河、青县一带难民到家时，满目萧条，无法存活，号哭之声遍于原野。周盛传听了报告，一方面由盛军赈济交河灾民5万多人，一方面请其它各军赞助，有的助粮千石，有的则助几百石。同时，他还奏报李鸿章继续放赈，经批准后，他才得到更多的救济金，于是又派得力助手，分别在咸水沽、葛沽、唐官屯设粥厂。到四月份，为不误播种季节，周盛传下令再次遣返难民，此时，周盛传的远方同僚又向他捐助了2600两白银，而灾民既己遣返，这批钱已无用场，周盛传就嘱太史吴清卿，把它归入了直隶省的赈济部门。为人正直、清廉处世的梁福来，每当讲起这个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故事，就怀着敬意、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在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有相对清正廉洁之人。作为封建社会官员的周盛传，他有如此悯民、清廉之举，真是难能可贵啊！”
是的，我们理应对历史人物作出尽量全面而又公正的评价：作为清朝淮军重要将领的周盛传，他早年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以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是毋庸质疑的历史事实；但是，周盛传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和勇于革新实践的佼佼者，他是小站屯垦开发、挖渠种稻的奠基人，在其后半生中，他能以国强民富、发展生产为己任，持之以恒地统率盛军致力于海防与屯垦，变盐碱荒洼为稻田沃野，以创造性的成果，造福于小站地区人民，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他还能体恤民情、救灾扶贫，则更是其情可嘉、其行可敬的——历史已记载他的功绩，人民也在一代接一代地赞颂他，我们的主人公梁福来对他心悦诚服地首肯，不就是实例么！
五是，周公祠与会馆庙会。
今犹在的小站周公祠，即小站会馆，座落于镇西马厂减河南畔，是盛军练兵屯田时，为便于驻军及家属聚会、敬神和娱乐之处，建有会馆、全神庙和戏楼。周氏弟兄病故后，其后人又重修庙宇，建周公祠堂，始有周公祠之称。梁福来曾多次前去参观。祠内宽敞，南北、东西各长约200米，能容万人之众。中间为现存的、建筑式样完全相同的并列祠堂三座，坐北朝南。整个建筑**质朴，加之背靠潺潺流水的马厂减河和三面水色天光的稻田映衬，其壮美而清幽之景，引人雅兴，令人赞叹！东祠是“周武壮公祠”，供奉着前后都用巨大的双层加厚玻璃保护的周盛传约3米高的彩绘油画像；西祠是“周刚敏公祠”，供有周盛波的全身画像。年久失修的周公祠，与岁月的流逝一起剥蚀，“**”期间又惨遭人为破坏。改革开放后，特别近几年来，国家屡屡拨出专款，对祠堂进行抢救与修葺，如今焕然一新，其它原建筑，也在着手修复中。
周公祠每年例行两次庙会，这是小站独有的节日：较为空闲的农历3月28日和7月28日。之所以选定这俩日子，是从小站农事考虑的：3月28日以后，就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了；到7月28日，稻田都挠过三遍秧，水稻处于扬花灌浆阶段，要到收割时才忙。在会馆举办的庙会，由小站商务会向各商号、地户敛钱，请天津梨园行在周公祠戏楼唱戏，老百姓叫“唱大戏”，要唱3天，庙会也热闹3天。从梁福来刚记事起，他的祖辈和父辈家人，就常带他上庙会，这使他见了世面，长了知识。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马厂减河南岸，从小站到会馆4华里的大道上，一到庙会，两边就一个挨一个地搭起席棚，棚里排列着各样商贩，从针头线脑、纽扣、鞋面、腿带子等洋货，到粗瓷碗、红陶盆、火石、火镰、火绒子等杂货，以及山货、柳编、农具等，无所不有；在空地处，常有江湖卖艺的，卖膏药、变小戏法的；更多的是小吃摊和卖小孩玩具的货郎担。那全靠手提、肩挑、背背、胳膊挎的游走小贩，诸如，端着八角木盘卖糖堆的，挎着椭圆有盖的小木槽腆在胸前卖吴豆的，提着带玻璃盖儿的几层提盒卖烧鸡的，挑担子的小炉匠和吹糖人儿的，还有身背草编茶壶套、大把攥着香草的等等——那随风飘动的买卖幌子和各有特色的叫卖之声，混合成一个甚嚣尘上的闹市……这一年两度的节日繁华，兴奋了多少辛苦农民的神经，大家这逛庙会所感受的喜悦，真比在高高的戏台下站着看大戏还有过之！当然，小站是兵灾、匪祸和侵略者蹂躏集中表现之镇，它所呈现的节日繁华，只不过是半殖民地社会一时的表象而已。
六是，小站土匪“李部队”的兴灭。
在茫茫小站地区的芸芸众生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之事，除去“小站练兵”和“小站稻”之外，就是做尽坏事、祸国殃民、自食苦果、走向灭亡的“李部队”了。极富正义感和慈善心的梁福来，对此知之甚多，而且深恶痛绝，他痛心疾首地向我讲了下列史实和传说。
乱世出土匪。明、清以来，小站一直是屯田练兵之地，故带枪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甚多，也是个藏匪窝盗之地。抗日初期，小站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败退，日寇一时鞭长莫及，我抗日武装尚未到来，这里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为土匪的滋生和肆虐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小站的大小土匪有几十股，小股七、八人，大股的百八十人、上千人；有当地的，也有外来的，土匪头子还有女的。势力最大、做恶多端的是臭名昭著李氏三兄弟的“李部队”。他们是山东潍坊人，其父在吴佩孚的奉军里当连长被打死后，其母领他们投靠黄家营村的闫立成姥姥家，其母在地主沈家当佣人，哥仨扛活卖短。沈家组织地主武装，匪号“大成”的李秀成当了“警察”，后入伙为匪，又与匪号“二品子”的其弟李秀林和匪号“三品子”的李秀山，拉起土匪队伍。匪头李秀成在呼朋引类、网络亲信的同时，又与窦同义、李景文、赵文清和脚虽小却上房快、能使双枪的女匪头“小脚掌柜”等股土匪头子，拜为盟兄弟、盟姐妹，仅2个多月时间，李秀成的土匪就由十几人发展到六、七十人。
李秀成到处绑票，叫被绑人签字画押，然后通知家属，限期带钱到指定地点交钱赎人，否则就撕票（指处死）。他心毒手狠，杀了人就仍到苇洼里，人们称那里为死人洼。土匪队发展到300多人后，竟然明火执仗，白天就武装抢劫了有围墙、炮楼和护院的西泥沽孟家大院，抢去大批财物后，还绑走孟家仅有三、四岁的独生子，孟家给上万元大洋后，才将孩子赎回。残无人道的李秀成，为扩大自己势力，连灭同伙。先耍阴谋诡计，借刀杀人，把盟兄郭雄飞生擒活埋，后又枪杀了盟妹“小脚掌柜”。原来跟李秀成合伙的几股小土匪头，人人自危，都离他而去。到1938年初，他成了小站地区的土匪司令。得势后的李秀成越来越凶，竟绑架市内的英商和日本军官。日寇进行报复，派骑兵、步兵加飞机助战，进攻小站，沿途见人便用机枪扫射，打到小站，见土匪跑了，就大肆烧杀抢劫，把大半个小站镇烧得颓垣断壁、一片瓦砾。日军撤离后，李又回小站作恶。
日军驻津长官佐佐良，一看对李匪围剿不成，就采取招安办法。他派大西仓代表日方，与李秀成在小站镇大地主何守裕家，进行招安谈判。大西仓同李秀成一见面就说：“你的土匪的不要，跟着日本人顶好。”李未吭声，他又说：“你的枪我看看。”平时谁都不敢要李的枪，此时李一听，嗖地掏出大匣子枪，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大西仓刚要伸手去拿，手疾眼快的李秀成，又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说：“这里还有！”吓的大西仓旋即把手缩回去，连忙笑着说：“开个玩笑，你的好汉！”在这一方公然侵略、一方卖国求荣的龌龊交易中，几经讨价还价，日封李旅长，挂少将衔，下设3个团，号称千人，实际只有七、八百人。李秀成公开投靠日寇，效忠日军，与八路军为敌，对小站地区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和残酷盘剥。日寇还想通过李秀成招安窦同义、李景文、赵文清等匪部。窦、李、赵等匪头获悉后，决定诱杀李秀成。1939年农历二月初二，他们派人送去请帖，盛情邀李到马棚口赴宴，李带20多个卫士欣然前往。宴罢，盟友赵陪李躺在炕上抽大烟，趁李秀成接过预先安排好的王兆祥送来的热毛巾擦脸之机，王开枪击中李的头部后，李又还枪击中王，赵即向李连开数枪，将李击毙，29岁的李秀成见阎王去了——这就是狗咬狗、互残杀、可鄙而又可恶的强盗们所谓的“拜把子友情！”
几经周折、耍尽伎俩的李秀山继其兄成了小站的土匪司令。1939年底，日寇给其番号，任命他为少将衔警备队队长。从此，小站地区群众称李秀山的匪队为“李部队”。他明投日本人，暗与国民党中统特务联系，并得了委任状和电台；他还以重金开路，勾结市里的青帮头子袁文会、白云生，且成了青帮骨干；同时，他又控制了这一带的地主势力。这一来，李秀山把持着土匪武装，又有上下黑势力支持，他的土匪队很快发展到两千人！
“得志便猖狂”的李秀山弟兄，比其兄大有过之地无恶不作！他俩随心所欲地欺压百姓、霸占妇女、明抢暗绑，他们心毒手狠，杀人如儿戏，私设军械厂，造大刀、机枪、手**；又搞地下工厂印制伪钞票；还在黄营、双闸等六处办了制白面等毒品的黑工厂。并把这些地下厂定为禁区，一旦有人误入或走漏风声，不是打死就是活埋。他们对妇女任意糟蹋，比如，二品子李秀林，霸占一家姐妹俩，稍一不满，就杀了她的全家；三品子李秀山有三个老婆，二的霸占不久，就逼其吞金而死，三的王丽英，是唱戏的青衣，李秀山看其年轻俊美，就逼其成亲，他还霸占了吕宝华的妻子……这人面兽心的李秀山，还用抢劫搜刮的民财，在天津英租界一带买楼房，配有汽车，人称“李公馆”；在劝业场、南市一带的旅馆、妓院，还为他的办事人员包有专门房间，过着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李秀山不仅残害百姓，就是对他的下属，稍有不满即动刀动枪。譬如，他部下团长王成训、营长韩富荣，虽是他的盟兄弟，也都是被他枪决的。他的另两个被关押的亲信孟华亭、姜恩弟，听说要被枪杀，就逃跑到天津，向日寇司令部告发李秀山私设工厂造枪炮，反皇军。1942年6月30日夜，日军分四路包抄小站李匪部。李秀山下令撤退，李部队全垮了，他哥俩则化装逃到山东潍坊老家。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俩人又夤缘海盗，网罗原李匪残余蔡振生等，以几条小船，十多个人，七、八条枪，苟延残喘地在海上混日子。一天夜里，三品子李秀山正在船舱熟睡，蔡振生开枪打死他，用破棉被裹尸扔进海里。
1948年12月小站解放，二品子李秀林又跑到潍坊隐姓埋名，后来开了个小商店，过着心旌摇曳的日子。一次他酒店泄愤，吐露真情，引起同事怀疑，报告当地公安局，查出了他的身份，通知天津市公安局将他捉拿归案。在小站召开万人公判李秀林的大会上，区长徐树义讲话，过去受李匪迫害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他们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然后宣判：就地枪决——这就是作恶多端者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当然，小站地区还出了很多先进分子和英模人物，诸如，早在1936年就创办津南第一个党支部的王见新；医道高明、深得人民推崇的早期党员刘庆德，在抗日战争中，以行医为掩护，积极宣传、组织小站地区人民抗日，业绩突出；1955年荣获全国水稻丰收奖，1956年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后被选为河北省****，曾去苏联访问，并三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姜德玉；被毛主席誉为“一个作风很好的合作社”社长陈德智；国家级大站集团公司的主要创始人、全国劳模和企业家王孝杰，等等。
我兴致盎然地悉心聆听着梁福来头头是道、感情起伏地，对我娓娓讲述的这一个个出之有据的兵镇故事，不禁对他丰富的知识和清晰的记忆所折服。最后，梁福来总结式地阐述了自己对上述事件，经过平时思考的独特看法：“我们从发生在小站地区的周盛传屯田、袁世凯练兵和‘李部队’横行等，这些影响深广的人物和事件中，得到的启示和教益是：人，一定要多为社会做善事，而决不能谋取私利干坏事！流传千古、深入浅出的民谚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袁世凯、李秀山者流，不就是因恶贯满盈而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事例么；而周盛传等盛军将士，则因垦田、挖渠、种稻、救济灾民有功才博得人民赞颂并永垂青史！所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是谁，不管干什么，都应摒恶扬善、利为民谋、多做好事。我崇尚三国时期刘备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这样，才能做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之人；我们自己，也活得理直气壮、心安神泰！关于我刚柔相济、与人为善性格的形成，既有家庭长辈的教诲、影响，也有自己在社会正、反两方面实例中悟出的‘择善而从之’的人生哲学——总之，我的人生，始终是在和谐、友谊之中，我没有敌人，只有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