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条上，父母亲可以说是十分默契。我在邯郸大姑姑家，见过姑父打孩子，他打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寄养在他家的大表姐的儿子。他一边打，大姑姑在旁哭着拉。大姑父是出了名的“不怕老婆”的，被她劝得恼了，回身怒视大姑。很像要给她一巴掌似的，转眼看见我在旁边，狠狠出一口粗气，一屁股坐了抽烟——我家绝无此事。父亲对我们的管理主要是说理。他从不打人，但他哼一声，脸上稍微带一点“不愉”之色，我们兄妹个个都会屏息、蹑脚、递眼色说悄悄话。
父亲的教育思想是，一、子女要独立；二、子女不能在政治上出问题；三、身体健康；四、不谈恋爱。他期望我们子女成才，然而他的这个期望值愈来愈萎缩。
父亲给我的第一课是《西汉演义》，第二课是《东周列国志，接着鼓励我读《史记》。他从没有让我读《红楼梦》，更没有谈过《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书。如果说“红学观点”，他倒是个“薛宝钗”派。
“薛宝钗健康，上下左右关系处理得好。”
“找媳妇要薛宝钗这样的。她懂得别人，能将心比心。”
“薛宝钗聪明，是领导干部的材料。”
“不能学林黛玉，她谁也团结不住。”
“吃饭吃得像猫儿那么少，林黛玉能做什么事？”
“林黛玉是饿死的。”
我告诉他，我同情林黛玉。父亲想都没有想，说：“同情是一回事，相处又是一回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同情，说明这个人社会生存能力有问题。”父亲对贾母有好感，对贾政也是正面印象，“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柱，他要在外面站起来。”
很明显，父亲压根就不指望我能从文学作品中汲取什么，即使《西汉演义》这些书，他也不是欣赏其中的文学性，而是“大丈夫建功立业，轰轰烈烈一世英雄”。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到他的期望，没有哪个子女敢于叛逆，做与他期望不一致的事，我在初中就想读《封神演义》、《三言二拍》这些书。试了几试，看他的脸色，还是把话吞了回去。我读红楼、水浒、三国、聊斋都是在学校“违父兄之命，背师长之教”，在破课桌缝隙一行一行偷偷看下来的。
“吃供给制”的干部子弟是很牛的。我听父亲和母亲说：“对解放学习不要逼得太紧，我们的子女该有工作时还能没有个工作？”
但后来的情势和他原本的料想很有距离，当我面临能不能考上初中时，我认为父亲已经觉到了紧张：“初中不毕业能做什么工作？”他这样问母亲，“当工人？”母亲沉默不语。
随着他的胆愈来愈衰，我的“工作”问题变得愈来愈令他焦心，气愈来愈短。
“考不上正规的，上个民办的（毕业）出来当个工人就好。”
“当干部恐怕解放不行，他学习不行。”
他对我说：“你能有个工作，有个好身体，就应该满足。”
从“学薛仁贵，顿餐斗米建功立业”这一心胸逐步下滑到“有个工作就行”。
然而到1968年，有了一个机会。这年大征兵，仅仅南阳一地区就征兵数千。一时，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来来往往的都是陌生面孔的军人红领章、红帽徽——他们是各地部队来南阳接兵的。这一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也已如火如荼地拉开。我时年二十三岁，已经超了应征年龄一岁。军分区首长都是好人，他们同情也关怀父亲这位不得意的少校，按军分区党委的意见，是努力把我“送出去”，然而接兵部队却更喜爱我的二妹妹凌卫萍，她聪明、漂亮，口才也不错，干净利索。和一向马虎，大大咧咧不懂人事交往世情过从的我一比，她的优势是明显的。
一边要接妹妹，一方要送哥哥，发生了矛盾。军分区来“征求老凌意见”，父亲从不在个人私利上有所计较的，这次非常坚决：“请首长考虑，我革命一辈子，没有任何个人要求。我希望两个孩子都走——他们应该到部队上锻炼。”军分区首长作了指示，办事的同志竭力工作，我和二妹妹凌卫萍同时参军。记得父亲是这样，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倒在我家唯一的竹躺椅上，以手加额：“这件大事办下来了。”
没有走的是大妹妹。她身体弱是一个原因，以她的个性，是一热血性情，激昂慷慨的青年。她坚持说要下乡，在广阔天地大显身手。相信报纸，相信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她压根不知道“上山下乡”口号的具体落实对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父亲对这件事有口难言，因为要从他的口中说出任何与政策不符的话比登天还难。他不接受任何异端，而现在这“异端”却是从他不能冒犯的地方发出来的。他心里沉重，脸色也阴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大妹妹：“要考虑困难。道路曲折、艰难、复杂……千万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恋爱，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对人付出感情……”——他说这话时，大妹妹未必懂。但她很快就懂了。她在这段时间，身上长了牛皮癣，本来就弱，更赢弱了。又黄又瘦。这个时期我在军队，我想妹妹恐怕一下乡就懂了，尤其是当返城时，父亲三番五次宴请他们的大队支书，她已是彻底懂了。大妹妹凌建华是个个性开朗、豪爽、开放型的孩子，围棋下得好，朋友多，心绪容易调整，而且她听话，始终没有在农村对谁“付出感情”谈恋爱。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了。
一个大队支书有多大权力？你进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就明白了——比总理大十倍。父亲（后母）心眼用尽，反复送礼，希图大妹妹招工，最终也是镜花水月。直到“运动后期”别人纷纷回城，大妹妹还滞留在那里。当时是家中来了一位不知哪个县里的领导。他是父亲的旧部，父亲向他诉苦：“建华还没有回来，没有一点办法。”那领导从兜里掏出个烟盒子，在上头写了几行字，给父亲，“你带这个条子去见×××（支书），他不放人，我剥了他的皮。”这样，妹妹才得以回城。
大妹回城后变得很顺利，她属于先天厚福的那种人，她兜里只要有两元钱，就会用来买吃的，花光为止，没钱再想办法，没有当官的念头，也不求有什么大的建树，对任何人不设城府，有话就说，有泪就流，流着泪一句逗笑她会破涕而笑。下棋输了会哭，边下棋边哭，赢了又嘻天哈地——一句话，她“没有心机”。她被安排在“晶体管厂”，而后又随丈夫去了油田，日子过得潇洒自在。
问题倒是出在我和二妹身上。我们两个“争一口气”的心太重了。我1968年入伍，1967年底集中在新兵连。军籍还没定，已经定了入党重点发展对象。到施工连，连长指导员都看重我，几个月的时间又再度确定我为“发展重点”，连里的大批判稿子，黑板报，连里组织宣传队，都由我负责撰稿创作。正准备填写《入党志愿书》，且是要任命连“统计员”的时候，团政治处一个电话，调我去“帮助工作”。
这样，重新来。反复了几次，1968年入伍，1969年下半年还是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这似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外公，地下党；伯伯，烈士；父亲母亲、姑父、舅父、三姨夫、四姨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有什么问题。我没想到的就是父亲把家史的阴暗部分长期对我有所回避。这就发生了“谈话”的事。要交代姑姑被斗致死的“历史问题”，还要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父亲极为看重这件事。为了这件事，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部队党委——这封信写了些什么？他怎样表述事情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他对“问题”的认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出差南阳我们父子见面，他也没有谈及这封信是怎样写的。我1971年春节至今都想知道他是怎样行文说明的。我为此事入党时间整整推迟了半年。1971年他说，自从接到我的信，直到我入党，他本来就严重的失眠症加倍地严重，“根本无法入眠，睡去半小时就会猛地醒来……”直到我向他报告，我已入党，没有预备期，现已是正式党员，他才一口气松下来。他告诉我：“你立了一大功。这不仅是个你入党的问题，而是你们兄妹是否有入党资格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对你们地位的观察角度问题。你是你这一代第一个入党的。妹妹们就好办了。”——他全心全意，终夜辗转不能成寐，希望的也就是“整个社会”能不再把我们兄妹像他一样地作为“富农”歧视冷落。他的这个话有道理。二妹随之很快也入党了。但她那个单位是个高级保密单位，人人“根红苗正”三代无瑕疵，二妹本来是决定要提干的，因为有此“瑕疵”而复员回宛。二妹凌卫萍的个性与她姐姐不同，细致、精明、有内涵而不外露，心事重。她入党时与我有同样的经历。“红色家庭”的概念一下子出现了故障，提干的事也泡汤，她郁郁地回到了南阳。子女的择偶，父亲也是同样的标准。我1971年出差连同探家，总共是二十天时间。他和继母昼夜不停地为我物色对象，邻居们笑：“老凌现在是栓保爹，老安（我的继母）是栓保妈。”二十多天时间，介绍了将近四十个“朋友”。绝大多数是女方不同意，理由是，一、我的部队离得远；二、我本人提干年龄偏大，前途没保证（这一条没人说，是我感觉到的）；三、家庭复杂；四、我的牙不好。对象家的政治问题由我父亲审评，对象本人的“艺术标准”则是由继母观察——我本人似乎完全是局外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出于对父亲的信任和依赖，认为我既在外，根本无条件谈恋爱，“是个女人”，“下雨知道赶快回家”就可以了。在我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思想，“大丈夫事业为重，妻子何足为患”——这是个潜意识，是父亲早期给我的影响所在。总而言之，我找对象，我没操心，只有一家，人家愿意，我也同意“谈”，父母亲都很高兴，但第二天又有消息，女方父亲“一个学校校长”有历史问题，是个“国民党”，父亲像被开水烫了一下，倏地站起身来：“不能考虑！”他的“政治标准”是决定性的，只要有历史问题的一律“不行”，只要是党员，或贫农，全都“可以”。在政治上要合他的格，是空军飞行员的标准。他说：“她要跟你一辈子，她的一切都要跟你，包括她的负担也是你的，有些事，你负不起责来。”
也许吧，现在已经不能问他了，1955年的“审干运动”是条杠杠。这个界定年过后，他的神经衰弱变成了“官能症”，在有毒的空气的漫淫下，他有了条件反射式的过敏。小妹妹凌玉萍是1954年生于陕县。母亲因工作忙，无奶，时年父亲也调洛阳，在洛阳郊区菜农家，寻了一个奶娘，她也就因此成了农村户口。对此，我的小妹妹是颇有意见的。“哥和大姐二姐都是城市户口，为什么让我一人留农村？你们知道1960年我在乡里怎么过的吗？”其实这件事父亲多次说过：“跟着我有什么好？奶妈一家待她很亲。”——这时我们已有了继母，且继母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继母安红军很贤惠，她在真正了解了这个家庭之后，也同样介入了这个家的忧患阴霾——“咱们一家人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是双着趣着（摸索着）走的。”但她和弟弟来到这家庭，使父亲觉得关系处理变得比过去复杂了点，在此情形下，他没有急于让三妹回家。但到了玉萍十六岁时，是“政策界限”——再不回家，就会真正变成农业户口。父亲非常迅速地为她办理了回城手续。
父亲一生都在告诫我们，“走，是原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值得奉行终身的。”我的记忆中，是在大哥1964年夏“走”（到武汉上学）时他犯过犹豫，因为这时母亲的病重垂危殆。本来让大哥和爱明姐来宛，就是想身边有人照应的。但母亲从口中迸出一个字“走”，他立刻释然放大哥去了武汉。小妹妹参军的事从她到南阳第一天，父亲便已作出了决定。
这是1970年。这时的军分区，已不是他离休初的情形，老熟人、老首长垮台的垮台，打倒的打倒，纷纷卸职离任，新的领导不熟悉，且“后门”入伍之风大炽。父亲挨个回忆自己的首长“还在位的”，他想到了王维国——林彪事件中的著名人物，空四军政委，他带了小妹妹赴郑州，准备转道上海去见王维国。
假如这件事“办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再假如王维国喜欢聪敏、机智、泼辣的小妹，选进“小分队”，那是不堪设想的又一情势。
但上苍对父亲的惩治已经厌倦了，也许它觉得已经是太过分了。父亲走到郑州，突然头疼，不是失眠，而是尖锐性的那种疼痛，他实在无法再继续“走”了。住在军队一个招待所，恰又逢到他的一个旧部，在省军区是处长，很当权，且又负责着“后门”，一夜之间，一切问题全部解决，妹妹参了军——一并——在驻马店159医院当了卫生兵。
就我自身的感觉，参军入伍之前，除了觉得父亲过于细致周到，过得太拘谨小心，没有觉到他的病态。他是我们家族的太阳，这太阳不够温暖，但这太阳灿烂，他的光荣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包括亲戚朋友都在心理上敬畏敬崇的神灵。谁也不曾怀疑我们的家史上空笼罩着这么厚重的阴云。父亲在我入党后，才对我讲：“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家庭。家史上有些事长期没有告诉你们，是有些历史谈不清楚。你们还在上进，我不愿你们有任何阴暗心理。”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情态，偏偏不能满足他的这点希冀。小姑姑的死“曝光”，奶奶移居邯郸，哥哥在学校受到的歧视待遇，随着“入党”的事一件一件“东窗事发”。原先很多想不懂的事，渐渐拂去了尘埃。父亲虽绝口不作解释，我们却愈来愈明白自身的“社情”——阴极的电流和阴极一样强大。
这种有毒的氛围对家庭的每个人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明白了自己其实是个弱者，相应的人格格局就会变成这样：我们兄妹个个都是谨慎有余，进取不足。人人不敢杀鸡宰兔，绝不惹是生非（我的小妹妹幼在洛阳，十六岁才返回家中，她是例外）。吃了亏没有人敢说一句“报复”的话。一个个都练成了“打太极拳”，柔和而防卫周到。每个人都随时注意自己的任何言行，学会了审时度势。绝没有人说大话，帮助别人也是量力而行，努力去帮，帮成了你不用感谢，帮不成也请不要抱怨——这样一种帮法，绝无“后顾之忧”。父亲把聪明、睿智，心灵的周密防卫术，与人为善的心地，连同他对社会的病态畏惧，都传给了我们兄妹。我们祖训中说的“退一步想”，做到了淋漓尽致，“夫然后行”却是“行不得也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