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
（他将帐篷支好，
他们于是有了一个小家，
它立刻将他们漂浮在外的灵魂收了回来。
——摘自《废墟之痛》第三十一章一一六节）
都市生活多么令人向往，都市生活多么令人厌烦。
19世纪以降，无数用水泥、石头和钢筋堆积起来的建筑成为文明世界的主要景观，四乡八壤的农人们舍弃了家园和祖坟，把梦想和生命一齐托付给这庞然大物。自由，富庶，生机，体面，只有城里人才是现代人！可是，从卢梭到波德莱尔的法国作家，从浪漫主义到表现主义的德国艺术，从渥兹华斯到艾略特的英国诗人，几乎没有一位作家对都市稍微客气一些，虚伪、势利、堕落而又欲壑难填，都市是人性的深渊。于是，当一代又一代的农村人充满信心地走向都市时，也有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家一腔失望地把他们的终点当作起点，把他们的起点描绘成审美的胜境。
都市化是现代化的经典之路，反都市是现代审美的基本主题。
正在进行现代转换的中国人无法回避这一现代难局。西篱在《废墟之痛》中成功地表现了这一点。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小看名利追求自我和永恒的"减少主义"画家罗滋；放纵并努力满足**的shily（郑丽）；理性而梦幻、总是等待爱来拯救的琼。一个南国都市，夜色和情欲，美丽和成功，酒吧和小资，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虚伪，少不了还有毒品，混合着忙碌而空虚，颓废而强烈。是严肃的生命、少数人的艺术、自我的坚持这些品格使得罗滋和琼成为小说的"理想人物"，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爱"和纯粹的艺术！环境没有太为难他们，罗滋是个警察也认得的名人，琼在大学校园有一份安静的日子。罗滋的周围美女如云，琼的身上也凝聚着一个成熟男人真诚的目光。市井小民的种种麻烦和艰难与他们无缘。但他们就是无法忍受这由名利欲聚合起来的城市，最后确实也远离了"**都市"，把"东方极限主义"从画布落实到生活，真实地回到他们的家乡，试图在巴蜀古文化中，在神秘的"三星堆"重建他们的生活。
小说对都市隐秘的高度敏感和细腻叙述，对日常气氛的紧张捕捉和热烈渲染，老实而新鲜，具有充分的都市性。正是在后一方面，西篱充分展现了她的语言能力、个性偏好和价值观念，使自己成为一个城市作家。
谈论这部小说是困难的。西篱有本领让她的文字像音乐一般传达出自己的感觉，读者却不能通过几句概括性的评论领略它的妙处。只是罗滋和琼的归去毕竟太扎眼了，指出其不现实性也许更能突出小说的成功之处。不是每个都市人都有诗意的来处，他们也有厌倦乏味的时日，哪怕只是很少；他们也有逃避的渴望，却难以实行。罗滋和琼做到了，因为第一，他们原不是都市人，甚至不是汉人（罗是羌族后裔，琼是彝人嫡传）。都市浮华不但没有解开他们的故园和山野情结，反而激活了他们"不如归去"的心理。第二，罗滋是意欲把美变成现实的空想家，是个永远在路上向往远方的怅望者；而对于琼来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意义是一样的"。常常，都市浪漫惯与矫情相连，乡野温暖易染幻想，但西篱为这对无法分离的男女所作的设计却有充分的可信性，没有把"归去来兮"的理想一直美化下去。琼在"三星堆"的死亡，似乎是个明确的暗示：这不是都市人普遍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在人生选择上，艺术家是有特权的，漂亮女性的选择也比一般人为多。问题只是，有更大规模的都市人就没有都市以外的家园，没有来处当然也就没有去处，他们注定了只能在非理想、非本真的境遇中活下去；何况他们缺乏以艺术取代现实的执拗和热诚。所以尽管充满激情而且智性不泯，西篱并没有为都市人确认一条出路，她只是以罗滋和琼美丽而失败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都市情状，它单调无聊而又五光十色，令人想入非非而又严厉无情。我们再次明白，生活在别处是生活在都市的必要心理准备。
无疑的，反都市的文学没有阻止通向都市的脚步，但现代文艺的卓越批判确实有助于都市生活的调校和完善。对于当代中国都市人来说，与其指望一顶可以把我们漂浮在外的灵魂收回来的帐篷，不如像小说第十八章引用的《圣经》雅歌中说的：
我说，我要起来
游行城中
在街市上
在宽阔处
寻找我心所爱
然而，这要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