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人们渴望了解历史，了解本身所属国家、民族、社会的过去，总结成败经验，吸取智慧，于是，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历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目的，一般比较枯燥，趣味性差。为了克服这一毛病，于是，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历史文艺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但可以虚构、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挥洒的空间，自然，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有趣。人们熟知《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作，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长期流传不衰，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鲁迅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来，影视界流行“戏说”，有几位皇帝、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收视率很高，说明老百姓爱看，但是，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更大异于历史真相，不满者似乎也很不少。可见，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要严格忠实于历史，作品就很难生动；要提高生动性、趣味性，就必须虚构，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总结前人经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 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沿，小说创作日趋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和他增补改写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熟读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养成了“考据癣”。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他常常博览群书，多方钩稽，力求找出客观真相；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他就诸说并存；对他认定的史籍中的错误说法，就直接加以批驳。可以说，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写“演义”。对于前人所写同类作品，蔡东藩颇多批评，或认为荒诞不经，或认为乖离史实，子虚乌有。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史无记载，他不能不动用自己的想象力，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倘若读者要大体，而不是精确地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事经纬与主要人物，蔡东藩的书是值得一读的。1937年1月，毛**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曾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部。这里所说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是蔡东藩所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卧室床侧，就放有蔡氏此书。由此不难看出，毛**对蔡著的喜爱。
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史识、史才之说。所谓史德，指的是忠于历史，忠于史实，能在任何状况下“秉笔直书”；所谓史识，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所谓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叙事、表达能力。在这三方面，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据记载，当他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军人以请他吃“红丸子”（子弹）相威胁，书局因此要他“隐恶扬善”，他断然拒绝，声称：“孔子作《春秋》，为惩罚乱臣贼子。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自此愤然辍笔，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蔡东藩不屈于强权，宁可不写，决不伪造历史，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他的书，努力寻求历代兴亡“关键”，劝善惩恶，褒是斥非，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读蔡著，既可轻松愉快地获得历史知识，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当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所难免。这一点，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
2003年12月15日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序
读史至五季之世，辄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奕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盖尝屈指数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间，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与五代相错者，前后凡十国，而梁、唐时之岐燕，尚不与焉。辽以外裔踞朔方，猾诸夏，史家以其异族也，而夷之。辽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无礼义，无廉耻，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实备矣，而书法未彰。欧阳永叔删芜存简，得七十四卷，援笔则笔，削则削之义，逐加断制，体例精严，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后人或病其太略，谓不如薛史之渊博，误矣!他若王溥之《五代会要》，陶岳之《五代史补》、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枢之《五代纪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国志》，刘恕之《十国纪年》。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等书，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而月旦之评，卒让欧阳。孔圣作《春秋》而乱贼惧，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鄙人前编唐、宋“通俗演义”，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开宋之先，亦不得不更为演述，以餍阅者。叙事则证各籍，持义则特仿庐陵，不敢拟古，亦不敢违古，将以借粗俗之芜词，显文忠之遗旨，世有大雅，当勿笑我为效颦也。抑鄙人更有进者，五代之祸烈矣，而推厥祸胎，实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沿愈剧，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书既竣，爰慨然而为之序。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