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个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处，在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并不能展示他的力量，无法形成经济优势。因为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铁农具无论是质量还是从价格成本上说，都不适合开发东北长时间被冰封的冻土。所以，春秋战国之后，统一中国的是秦国而不是燕国，也不是楚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地理环境决定经济基础。地理环境所带来的自然资源能否被转变为社会财富，又受到时代发展的局限。就像后世，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原来的土著印第安人甚至不能建立文明。因为印第安人所处的时代，来自北冰洋的寒流直入中央大平原，印第安人没有办法开垦密西西比河那富饶的土地。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然而，时代迈入了大陆扩张时代南北扩张阶段，到了唐宋时期，特别宋朝，钢铁产量大幅度增加，铁农具不仅质量上更适合深耕东北冻土和山地硬土，在价格上，土地开荒成本下降。无论是东北还是南方，都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北京和南京这两个经济中心开始形成。
不仅仅是中国，从其它文明，也可以看到大陆扩张时代南北扩张阶段的来临。比如，在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汉朝和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都是东西方向。而到了唐朝，阿拉伯帝国和唐朝除了继承东西扩张的基础外，开始南北扩张，大唐帝国把草原东北都纳入了版图，阿拉伯帝国版图向北一直到了中亚，继而有了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战争。
除了阿拉伯帝国和唐朝，欧洲也是一样，曾经只能供游牧民族游牧的东欧开始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公国。曾经的部落联盟，开始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并建立起城市。西欧各国也得到发展，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无政府状态结束，开始从落后的采邑制国家向统一的民族国家发展。
很多观念认为，游牧民族有了战马才能驰骋天下，因为贫困才需要掠夺，而农耕民族没有战马富饶，才变得胆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这个观念并不完全是错的，错的是把他作为游牧民族征服天下的根源。
时代的进步，经济中心的转移才是游牧民族崛起的根源，事实上当游牧民族征服天下时，游牧经济并非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贫困的确要掠夺，但并不意味着就能胜利。他们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他们贫困，相反，正是他们有了物力财力，武装起来，组建庞大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掠夺只是他们贫困时的一个传统而已。就像蒙古人，除了游牧经济收入外，战争掠夺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在农业社会，农耕民族并非胆怯，而是不太注重军事建设。主要原因是军队不会带来财富收入，只会消耗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农耕民族建立军队，只是为了防御，防止可能的破坏农耕的因素出现。
还有一种观念，大概是说游牧民族野蛮，打仗不怕死，所以才掠夺农耕民族的。甚至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野蛮用武力征服文明，文明用文化征服野蛮。这个观念那就错得彻底了。如果野蛮能征服天下，能征服文明，那文明还有什么意义？文明先进的最大表现就是武力的强大，一个文明不能保护自己，怎么证明他的先进？如果野蛮能够征服天下，后世最强大的就不是美国，而是那些不要命的恐怖、份子了。
说到这里，很多人又会乱套了。肯定会问，难道蒙古文明比宋朝文明先进？难道满族人的文明比明朝的文明先进？这样问，肯定不知道文明是什么。蒙古人，满族人单独地形成过自己的文明吗？他们只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他们入主中原，建立起正统王朝，和文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以说，这是文明内部的不同政权之间的战争。
他们能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自治下，在国家崩溃时，他们保留着独立的军事力量。然后，借着这个股军事力量，乘机占据了北京这个经济中心，最后才逐步扫平天下，建立起正统的王朝。从当时的民族观念上看，各族并不把他们视为文明入侵，也就是明朝末年思想家所说的亡天下。相反，他们能够扫平天下，一统华夏，正是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才做到的。不能用后世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来看待蒙古人和满族人建立的王朝。
匈奴人，蒙古人西征，才是文明之间的较量，好比西方列强入侵清朝一样。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华夏大一统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作为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凭借着这个权力，赵顼人为地加快了历史的进程，短短的四年间，便完成了从北宋到南宋的发展过程，帝都成功地从汴京迁到了上京。上京的发展，是海上贸易一手催生出来的，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也不合适统御南北，只是作为暂时的首都。十年大治之后，首都还是要迁都江宁府南京。
只要完成十年大治，进而迁都南京，消除南北隔阂，消除地方割据的隐患，把南京这个经济中心发展起来，那么就有了一统华夏的力量。
上面所说的这些，开始赵顼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意义，赵顼一开始也只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才希望宋夏辽三国会盟，然后一同西征。对赵顼而言，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宋朝多么强大，而是为了华夏文明的昌盛。
来自后世的赵顼知道，无论是党项，还是契丹，女真，或者说蒙古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也都在民族大融合下，不分彼此。后世的赵顼，说不定身上就有他们的血统。很多大汉族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很敌视少数民族，但是赵顼不是那样的愤青。
赵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华夏文明的发展，所以，赵顼一改宋朝的禁止对外出售儒家等各家经典的传统，利用宋朝的影响力，大力向周边华夏各国输出文化。
随着赵顼越来越多地了解宋朝，了解这个时代，赵顼才慢慢领会到迁都上京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赵顼不是出自原意的作为，成就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在周边各国的百姓眼里成了孔子般的存在，王安石也成为了一个促进民族共同发展的贤相。
现在的情况是，经过赵顼四年的折腾后，大宋需要的是一个安心发展的保守的政府。赵顼从军事入手，通过军事独裁，通过官吏不分家的方式，打击了地方豪族出身的胥吏对地方政权的控制，通过四大学府，解决了冗官冗兵的情况。
重要的是，赵顼通过发行交子，建立柜枋，聚集了财力，大规模开发湖广和流求。为了解决开发过程中的问题，又开放专卖，鼓励兴建作坊，将四大学府与作坊绑在了一起。
赵顼的种种作为，都是基于一个认识，那就是赵顼认为，西欧文明崛起是因为开发了美洲，经济体的快速壮大，才使得西欧文明后来居上。现在，华夏文明要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就不能安逸在世界上最大的两河流域，要走出去，开发更多的土地，不断壮大经济体。只要经济体不断壮大，才能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生产经验，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促进华夏文明的发展。
虽然赵顼给华夏文明发展指明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赵顼走得太快了，无法突破历史的局限，才造成了现在大宋的粮食危机。这个情况下，即便是代表着南方大商人的王安石一系也变得保守起来，与代表北方大地主的司马光一系一起稳定现在的政治局面，安心发展。
况且，因为赵顼强迫北方地主豪族南迁到上京、江宁开作坊，鼓励南方商人开作坊，因为作坊与四大学府的结合，南北的隔阂基本上消除，拥有资本的商人与拥有田产的地主之间的对立也通过作坊这个共同体，经济利益上混合到了一起，没有尖锐的对立。
这个情况下，现在大宋需要一个保守的政府，按照现有的政治格局，安心发展，促进作坊工业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安石而言，这次会盟，主要是为未来十年大治天下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历史和文化根源上讲，大宋百姓需要铸剑为犁，好好地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优越的地理生产环境下，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财富远比打仗掠夺要多得多。
即便是花钱买和平，给周边各国，给西夏北辽支付岁币，也比战争的消耗要少得多。从经济体规模上说，那些岁币最多就是经济援助，和平之后的贸易逆差，那些岁币又会流回大宋，大宋损失不了多少。大宋现在的年税收达到两亿贯，几十万贯的岁币就是毛毛雨。
对于周边各国的弱小的经济体而言，几十万贯的收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收入，这笔收入比起入侵大宋，掠夺要多得多。况且掠夺大宋边境，遭到大宋反击后，他们掠夺的收入除掉他们出兵的军费后，也剩下不了多少。
也就是说，现在不仅仅是大宋需要一个保守的政府，其它各国同样如此。各国都很保守，是这个会盟成功举行的根源。
大宋要安心地推行十年天下大治计划，这个会盟十分重要。其它各国，君权旁落，部族叛乱的情况惊人的相似，他们需要解决外部威胁，集中力量消除内部隐患。
北辽，现在的大权基本上掌握在了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之手，耶律乙辛与北院宰相张孝杰勾结，把持北辽朝政。从根本上说，耶律乙辛和张孝杰代表着北辽中下层官僚贵族的利益，代表着各部族在北辽朝廷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