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到陕西以后，虽然干的是“大有为”的活，但是“养元气”的理念始终在影响着他。“大有为”主剿，“养元气”主抚，在他的内心深处，主剿和主抚两个观点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很快，他思想的天平就倒向了主抚，因为他有一颗仁慈的心。
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如果花在剿杀上，金钱一去不返，没有什么收益，而且杀人太多，上干和气。如果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可以少杀人，可以帮助农民复业，农民安置好了以后变乱自然就会停息，政府还可以征收赋税，一举多得。
杨鹤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
敢战方能言和，打服了才能言抚。没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所谓“和平”、“招抚”都是不牢靠的。
在民军没有被打服打怕的情况下，招抚往往会沦为民军敲诈勒索的工具和逃避打击的权宜之计，招抚的费用也会变成一个无底洞。
因此，剿和抚的关系不能是并驾齐驱的，必须是先剿后抚。
像杨鹤这样只会纸上谈兵的腐儒往往离真理只有一步之遥。失之毫厘，缪以千里，这一步的距离，足以让杨鹤跌入缪误的深渊。
早在崇祯三年，杨鹤就己经高举招抚的大旗，开始招降纳叛，他和陕西巡抚刘广生一起派出官员，拿着招安票牌，四出招降，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招降活动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王左挂、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等一批民变首领前来投降。杨鹤、刘广生发给他们免死票，安插到“延绥之河西”。
然而由于安置工作不到位，民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旋抚旋叛的问题，这些拿着免死牌的变民造起反来更加有恃无恐，遣散于乡村的降丁“淫掠如故”，到处骚扰祸害老百姓，被称为官贼。
于是一些官员纷纷指责杨鹤主抚不主剿，使局面难以收拾，但是崇祯皇帝对于招抚工作表示认可，多次指示要“相机剿抚”，崇祯四年初，崇祯皇帝派出御史吴牲带着十万内帑前往陕西赈灾，并下了一道招抚赈灾的诏书：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此！今特发银十万两，命御史前去，酌受灾处次第赈给。晓谕愚民，胁从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衈。”
受到皇帝诏书的鼓舞，也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杨鹤加大了招抚力度，崇祯四年初，他策划招抚了陕西境内势力最大的民军神一魁部，并掀起了一次招安高潮。
崇祯三年十月，在官军的打压下，陕西民军向东转移，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李自成、蝎子块等民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后不久，延绥逃兵神一元纠集部众造反，攻破新安、宁塞、柳树涧堡等地，很快发展成为陕西势力最大的一支民军。
崇祯四年初，神一元被定边副将张应昌击毙，其弟神一魁继为首领，队伍继续发展，二月，神一魁统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且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城，活捉知县蒋应昌，一时声威大振。
就在这时，杨鹤派出宁州知州周日强前往招安。也许是皇帝召书的威力和内帑的魅力起了作用，实力强大的神一魁竟然很爽快地接受招安，率领大小头目六十余人向杨鹤投降。经过一番隆重的仪式，最终神一魁等人在关帝庙宣誓改邪归正，然后杨鹤宣布赦免其罪，并授予其守备之职。
与此同时，御史吴牲带着皇上的内帑来到陕西，同各地方政府一起招抚放赈。很快，流浪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民军首领也率部受抚。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田近庵、刘六、独头虎、金翅鹏、过天星、金龙、强虎、钻天鹞、云交月等一大批贼首接受招安，除了进入山西的民军以外，留在陕西的各支民军几乎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可见，皇帝诏书和内帑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的。
然而，由于军事压力不够大，招抚安置工作跟不上，灾情依然严重等因素，招安并不能持久，很快，被招安的农民军又重新造反。崇祯四年七月，独行狼、李老砦攻克中部县，先前己安抚的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致山复叛响应。九月十八日，实力强大的神一魁部复叛，攻占军事重镇宁塞，杨鹤抚局彻底破产。
九月二十三日，明廷下令将杨鹤逮捕问罪，同时任命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全力围剿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