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山也还是那个山，
人己不是那群人。
袁崇焕到达辽东以后，立刻就发现了一个新变化——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这种情况与上层的斗争不无关系。
媳妇受了委屈就不给孩子喂奶，长官们受到处分就不管士兵的死活，辽东的士兵都成了没娘有孩子，吃喝拉撒没人过问。
明军与后金兵对于打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后金兵来讲，要想有钱就得打仗，对于明军来讲，要想打仗就得先给钱。
态度决定一切，钱决定态度。
此刻的明军正在经历着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人活着，钱没了”，态度当然也就好不了。
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态度不好”的士兵在一帮中下级军官的鼓动下发动了兵变，哗变的官兵冲入官署衙门，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捆绑起来，囚禁在谯楼上。
士兵们对毕自肃拳打脚踢，暴揍一顿，索要“人生真谛”。
毕自肃被士兵们重点关照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是“一把手”，更倒楣的是他的哥哥毕自严是大明朝的财政总监——户部尚书。
哗变的士兵认为老毕兄弟俩一个管着辽东的银库，一个拿着着国库的金钥匙，理所当然要找毕自肃要钱，在他们看来，如果老毕弄不来银子，那谁别想弄到银子了。
然而士兵们没有想到，毕自肃一时半会还真弄不来银子，他到巡抚任上时间不长，经年的战争早把辽东银库掏干，国家财政也是紧紧巴巴，全国都勒着裤带过日子，此刻崇祯和朝臣们也在为钱的事情发愁，毕自严虽然有管钱的权力，但是没有花钱的权力，就算他能想办法弄到钱，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然而情绪激动的士兵可管不了这么多，拿不到银子，他们就拿毕自肃出气，可怜的毕自肃斯文扫地，毫无尊严，被打得满脸是血，伤势严重。
好在兵备副使郭广及时赶到，他设法筹措了五万两银子，发给士兵，趁士兵忙着分钱的时候，郭广等人救出了毕自肃。
毕自肃曾经参加过宁锦战役，作为副使协助袁崇焕守卫宁远，崇祯元年，在辞旧迎新的浪潮中，他被翻腾了出来，出任辽东巡抚。新官上任三把火，毕自肃还没来得及点自己的火，早有人四处煽风点火，并将怒火烧到他身。
儿子打老子，错在老子。因为子不肖，父之过。毕自肃虽然是受害者，但还得向朝廷的士兵们承认错误。他内心受到的创伤要远远超过肉体，作为一个文人，尊严大于一切，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志向，既然己经“辱”了，自然也就“可杀”了，于是他跑到中左所，上吊自杀。
八月份，袁崇焕赶到宁远，对兵变进行缮后，处理相关责任人员。
由于这次变兵的规模很大，四川和湖广兵带头，各营纷纷参与，虽然己经恢复了秩序，但是形势仍然不稳定，不少“疑能者”潜伏在军中，观望形势，随时准备见机行事，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激起更大的麻烦，因此必须十分谨慎。
袁崇焕和郭广等人商议以后，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采取了依靠群众斗群众的策略。应该说这个策略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明智的。
袁崇焕将“系铃人”杨正朝，张思顺找来，宣布宽宥了他们的罪过，但是他们必须负责“解铃”，供出兵变的骨干人员名单并协助擒拿，杨、张二人为了活命，同意了这个交易。
很快，兵变骨干分子田汝栋、舒朝兰、徐子明、罗胜等十五人被捕并斩首示众，伍应元等六人逃逸。
为了防止士兵惊变，打完了还要摸两下。袁崇焕发布告示，宣布只杀这几个罪魁祸首，其余不再追究，以此进行安抚。
子不肖，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兵不驯，将之混。
士兵发生这么大面积的变乱，带兵的将领难辞其咎。
经调查了解，当士兵在广武营聚集，歃血为盟，酝酿闹事的时候，参将彭簪古和中军吴国琦明明知道情况，却采取放纵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这也可以看出这次兵变的原因并不单纯），尤其是中军吴国琦，负有保护巡抚的责任却没有尽到职责，罪在不赦。
袁崇焕对有关将领进行了惩处：吴国琦被斩首，彭簪古受到批评，等候进一步的处分。都司王家揖、左良玉、杨文朝、李国辅等四人被黜免（左良玉后来复出并在镇压民变的战争中崛起为风云人物）。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推官苏涵淳、通判张世荣虽然是兵变的受害者，但是前者被认为是一个酷吏，后者被认为是一个贪官，对兵变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也受到了批评和降职的处分。
宁远十三营部队中，只有祖大乐属下的一营基本没有参加兵变，袁崇焕予以嘉奖。
由于措施得当，奖惩分明，各营士兵很快就平静下来，袁崇焕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危机。
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就在几年前，同样是在宁远，袁崇焕因为一点小事未经请示手刃杜应魁，差点激起兵变，经过几年的宦海沉浮，袁崇焕己经不是当年那个莽撞的“吴下阿蒙”了，不仅外在的职务上高了许多，内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富有谋略，工于心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