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崇祯剜去了魏忠贤这个“眼前疮”，但也从大明朝身上割下了一大块肉，使本来就己经伤痕累累的明朝再次受到伤害。
党争双方各有各的毛病，就像是家里两个调皮孩子打架，做父母的不能只将巴牚拍向一个孩子，而且一巴掌拍了个半死。
对魏忠贤集团的过度打击反映了崇祯统治经验的缺乏和性格极端的一面。
在君主专制的明朝，皇帝的权威很大，生杀予夺毫不含糊，无论是天启还是崇祯，在严厉打击党争的过程时都不费吹灰之力，看上去波澜不惊，胜似闲庭信步。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党争双方受到打击时，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逆来顺受，坐以待毙，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
具体做法就是制造变乱，引发矛盾，从而转移焦点，进行吓阻。
党林党起于民间，在抓捕东林党骨干的过程中，苏州和常州都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市民暴动。
阉党的力量集中在军队，许多太监在军中监军，在清洗阉党的过程中，军队悄悄起了变化，士兵频频发生哗变。
以上两种怪现象很难说与党争双方的影响没有关系。
军队的变化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从此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一方面加剧了外患。军队陷入混乱，频频发生以“讨饷”为名的哗变，东北和西北两个军事基地情况尤为严重，宁锦大捷前后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复存在，明军从此在辽东战场上一蹶不振，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处处被动，无力阻挡后金的入寇。
另一方面引起了严重的内忧。大量哗变的士兵逃入民间，落草为寇，燃起了民变的熊熊大火，这场大火旷日持久，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春风吹又生”顽强态势，活活将明朝拖垮。
内忧外患“交相辉映”，里应外合，将明朝折磨了个半死，最终由李自成一剑封喉，结束了明朝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的性命。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满清出其不意对李自成进行了打击，扮演了“黄雀”的角色，摘取了胜利的果实。
明朝最后十几年历史的走势，大致如此。
美国的洛沦兹说，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
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意思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掀起轩然大波，造成巨大的分崩离析。
蝴蝶效应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我国古代著名的风流才子宋玉在其《风赋》一文中说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觉轻渺而欣然；飘荡于八荒四野，拂万物而盘旋；升降于云际本土，志高远而固磐。
如果要给灭亡明朝的大风暴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也能够找到蝴蝶，而且有两只。
一只是顾宪成，他是明末党争的缔造者，是内忧的源头。
一只是李成梁，他是努尔哈赤崛起的纵容者，是外患的源头。
当然，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造成的，但是他们扮演了蝴蝶的角色，是不争的事实。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说完了结局和源头，下面就得谈谈过程了。
崇祯在处分魏忠贤集团的同时，对朝中重要岗位重新洗牌，进行得非常彻底。
天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七人全部罢斥，换上杨景辰、周道登、李标、钱龙锡、刘鸿训、韩旷，来宗道等七人，组成新的内阁。六部尚书和左督御史也都作了调整。
新上来的这些人大多是东林党人或者是亲东林的人。
崇祯没有做过皇太子，远离朝堂，对宫中府中的情况以及群臣流品并不十分清楚，在用人上，崇祯的方针是“两个凡是”：凡是天启重用的人，我都不用。凡事天启看不上的人，我都重用。只要附合这一方针，其余并不重要。
不仅朝中“焕然一新”，对于辽东战场，崇祯也换得很彻底，王之臣、阎鸣泰等旧人都被罢斥。
刚刚被天启废弃的袁崇焕不仅有东林的色彩，而且是天启看不上的人，完全符合崇祯的用人标准，于是他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袁崇焕。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起用袁崇焕为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这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
第二年四月，崇祯罢免了蓟辽督师王之臣，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至此，袁崇焕完成了人生的华美升华，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七品知县变成了位极人臣的督师，大明朝的安危兴衰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