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对魏忠贤的看法己经脸谱化了。
人们认为他操弄权柄，迫害忠良，结党营私，祸国乱政，有谋反的迹象，是宦官专权的典型。
然而仔细考察这段历史，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现在对魏忠贤的看法，多来源于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人的说法，很显然，这种说法不具备客观公正的前提条件。
我想结合当时的形势，提请人们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看待魏忠贤的问题要放到党争的大背景下
许多人认为魏忠贤的一大罪名是打击东林党文职官员，但事实上东林党人也并非什么善类，正确认识魏忠贤，必须先正确认识东林党。
党争是明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明人对于党争的看法是：
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
东林党是明末党争的始作俑者。
真正权威的历史学家对东林党的评价并不高。
黄仁宇教授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
著名明史专家孟森认为，“但东林之讲学，以干预时政为宗旨，其盛时绝有势力于政局，即奔走东林者不能无奔竞之徒，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为之一变”。
既然“党争起于东林”，东林党人有不少“奔竞之徒”，这些人“以干预时政为宗旨”，且“绝有势力于政局”，受到打击“不能自辞其咎”。那么打击东林党就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为什么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就有罪呢？
这很自相矛盾，说不过去。
事实上，“不能自辞其咎”“不能无奔竞之徒”的说法是比较委婉含蓄的，说得不客气一点，东林党虽然披着“清流”的外衣，以君子自居，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是伪君子，他们的活动以讲学为名，但也干了不少营营茍苟的勾当，其“争吵之中”并非“无一定的目标”，而是无休止地党同伐异，在治国整军方面却未见任何政绩，属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党争的危害有多大？无法形容。这么说吧，说它危害有多大，都不算过分。
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有一小撮人抱团，拉帮结派，那么这个单位的事情就会很难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如果大臣们抱团，这个国家的事情也会很难办。
也许有人会说，东林党不是结党，是团结。
问题就出在团结上，不该团结的时候讲团结，这比矛盾斗争更麻烦。
豆浆紧密团结，就成了豆腐，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石墨和金刚石成分完全一样，都是单纯的碳元素组成，只是两者分子的“团结”程度不一样，结果完全不同。前者柔软疏松，非常廉价，后者却坚硬无比，价值连城。
可见距离不仅能产生美感，还能决定事物的性质。
党争的危害不仅在于它制造了矛盾，更因为它制造了团结。
它造成的矛盾和团结都是无原则的矛盾和团结，这种无原则的矛盾和团结淹没一切，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也没有真理。人们专注于斗争，国事己经不再重要，往往沦为双方斗争的工具，像砖头一样被丢来掷去，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事实上，东林党成立之初就有章程，有组织，有定期例会，有固定活动场所，其活动自始至终有暗箱操作，幕后交易和密室政治，是不折不扣的结党。
因此，东林党本质上是地下党，是宗派，是山头，打击东林党人对于结束党争，维持政治安定团结，并非没有意义。
二、看待魏忠贤的问题要放到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
许多人认为魏忠贤的另一大罪名是专权擅政，但是权力大和专权擅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明代是中央集权的朝代，有重用太监的传统，皇帝、朝臣、太监三者关系微妙，皇帝经常利用太监来制衡朝臣。
魏忠贤和赵高、王莽等人不同，后者能够废立君主，没有迹象显示天启失去了对政权的掌控。
魏忠贤是在取得天启信任的前提下，得到天启的授权，落实天启的意志，为其办事，他的一切行为仍在天启的掌控下。
要做事就必须事权统一，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力，而且要有一套人马，不能简单认为有人有权就是专权擅政。
人们总是说魏忠贤“矫诏”这样，“矫诏”那样，真正情况是否“矫诏”，有谁研究过？
“矫诏”是杀头之罪，能“矫诏”一次就不得了，魏忠贤为什么能够频频“矫诏”？这么说有何依据？
那种认为天启是一个只会摆弄木工的昏君，魏忠贤才得以频频“矫诏”的看法基本上是没有经过论证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是从东林党人的作品中直接抄用，不具有可信度。
打击东林党人的是天启帝而不是魏忠贤，魏忠贤只是工具而己，他不可能不经皇帝同意多次“矫诏”。
不论魏忠贤有多大权力，也不论人们称他几千岁，他本质上还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鹰犬。
三、众多朝臣倒向魏忠贤形成“阉党”是东林党人对其斗争的结果。
有些人认为众多朝臣为魏忠贤建生祠是魏忠贤的一大罪状，是魏忠贤结党专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些人都是“阉党”。
其实所谓“阉党”的形成要远远晚于东林党，前者是为了应对后者的压力才出现的。
东林党在万历后期就己经形成并且因其活动受到过万历的处理，“阉党”出现在二十多年后的天启年间。
东林党人重新上台后，以“三案”为工具，大肆进行报复，排挤非东林党人，非东林党人为了自保，不得不靠向天启支持的魏忠贤以求自保，形成所谓“阉党”。
所谓“阉党”从某中意义上说是“帝党”，因为魏忠贤代表了皇帝的意志，朝臣拥护魏忠贤，也是出于对皇帝的拥护。
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人不仅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还得到了为数不少的朝臣的拥护，因此在天启后期形成了“围剿”东林的局面。
天启之所以将魏忠贤拔高到九千岁的高度以及朝臣广泛为魏忠贤建生祠，主要是因为魏忠贤为驱除东林党做出了贡献。
解决东林的问题后，明朝的内政外交开始走上正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宁锦大捷，对内完成了重修故宫三大殿的盛事，这些事情与魏忠贤的工作不无关系，也是天启和大臣追捧魏忠贤的主要原因。
不能简单认为对魏忠贤的称颂是天启昏庸，大臣们趋炎附势的表现，这种情况是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关系的，至少不是单纯的结党和趋炎附势。
四、崇祯给魏忠贤安插的罪名都缺乏证据。
魏忠贤与张皇后有矛盾，但是“绝帝子嗣”，强迫皇后堕胎的罪名没有什么证据，属于传言。
天启死后，魏忠贤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有过私下交谈，据说魏忠贤欲自立，崔呈秀予以劝止。这种说法只是传闻，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人们以此认定魏忠贤要谋反，这很牵强。
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关系密切，万历死时太监王安与东林党人紧密联系，这些难道也是要谋反吗？事实上，崇祯上台后，魏忠贤为了表示忠诚，主动让崔呈秀下台。
崇祯诛杀魏忠贤的过程，并不比杀一条狗更费事，说魏忠贤谋反，太看得起他了。
从明代的政治传统以及崇祯铲除魏忠贤集团时的从容表现看，魏忠贤谋反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
总之，通过认真审视魏忠贤，可以看出，魏忠贤虽说不上是什么好人，但其主观恶性也不应该无限放大。虽然魏忠贤比狗屎还臭，但我们仍然要还原其本来面目，不能不假思索地拾人牙惠，人云亦云。
这就是本文宗旨：“去伪——存真！”
最后再说一句。
东林结党给明朝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深重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吸取这个教训，目前的问题是，不少人对东林结党的危害认识不足，而被东林党华丽的词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对其多有追捧和誉美之词，只知道对魏忠贤吐口水。
想起了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能力突破这个历史的局限性，看破这个历史的障眼法，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