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李自成跳梁的时候，负责对付李自成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哪里去了？
答曰：他们己经离开了镇压民军的舞台。洪承畴开向对付清军的战场，孙传庭则开进了监狱。
这事还得从崇祯十二年说起。
崇祯十二年初，大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清军大举入寇，一方面是民军处于低谷。
这一变化对崇祯产生了重大影响。
调整的办法是把“荡寇”的力量转移到“灭虏”上来，“转移”对象是洪承畴和孙传庭及所部官军。
当时，洪承畴和孙传庭都奉命带兵入卫京师，清军撤退后，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同时任命孙传庭为保定总督。
崇祯的意图很明显，洪承畴站在大门外防止清军入寇，孙传庭则站在院子里收拾入寇的清军。两人一里一外，相互配合，共同保卫京畿的安全。
对于这一战略调整，洪承畴和孙传庭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洪承畴爽快地上任去了，受到皇帝的表扬。孙传庭却对此深表忧虑，他认为不能放松对民军的镇压，更不应该把陕西的精锐部队留在蓟辽一带。
在此之前，孙传庭就反对杨嗣昌“增兵增饷”的做法和“三月平贼”的计划，这次更是与杨嗣昌打起了口水仗，他一气之下，称病不出，拒绝赴任，于是崇祯和杨嗣昌将其投入监狱。
紧接着崇祯任命郑崇俭接替洪承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解决陕西剩余的民军，后来又派内阁大臣杨嗣昌亲自出马，对付中原和湖广的民军。
崇祯以为，郑崇俭足以对付陕西残余民军，而杨嗣昌老将出马，一个顶仨，对付中原民军简直是杀鸡用了牛刀，这样的调整万无一失。
事实上，杨嗣昌在军事上毫无实战经验，而洪承畴虽然有一些镇压民军的经验，但是在辽东对付强大的清军，也是毫无经验可言。
不巧的是，这两个生瓜蛋很快就遇到了重大的考验。
杨嗣昌没有经受住考验，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前己说过。
洪承畴遇到的考验一点也不比杨嗣昌遇到的小。
崇祯十二年秋，清军就派兵到锦州、宁远一带打粮。十月，洪承畴出山海关，加强了关外的防务。此时杨嗣昌在湖广取得一系列小胜。
当杨嗣昌在四川陷入泥淖的时候，洪承畴也走进了辽东的沼泽地。
崇祯十三年初，皇太极计划再次到锦州劫掠，投降汉官祖可法、张存仁建议在锦州北面的义州修筑城堡，屯田种粮，逐渐压迫锦州明军的生存空间。三月，皇太极派济尔哈朗、多铎领兵前往义州修筑城池、开荒屯田。
有些人以此作为松锦大战的起点，事实上双方此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
守卫锦州的是的在大凌河“假降”的祖大寿，而劝说皇太极攻打锦州的是在大凌河“真降”的祖大寿的养子祖可法。
这是一场疑云密布的战争。
皇太极让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轮流上阵，对锦州围而不攻，洪承畴则不时派出小规模部队袭扰清军，并乘机往锦州偷运粮食， 双方小打小闹了一年左右。
从表面上看，明朝略占些便宜，事实上，明朝吃了大亏。
皇太极在辽东制造的磨擦，调动了明军主力东移，造成了中原一带兵力的空虚，无意中为中原民变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崇祯十四年初，中原民变燃起熊熊大火，烈火金刚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从此所向披靡，而杨嗣昌和张献忠的马拉松比赛也以张献忠胜出告终。
三月，清军加强了对锦州的围困，并使用奸细，攻克了锦州的外城，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朝廷求援。
内线失利的同时，外线也开始告急，明朝的大厦己经开始晃动。
此刻，崇祯必须在内忧和外患中作出选择，而这一选择将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
非常不幸，崇祯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他把赌注押在了对外战争上，他把“攘外必先安内”调整为“安内必先攘外”。
接到锦州危急的报告后，崇祯命蓟辽总督洪承畴与巡抚邱民仰率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二百余名，步骑十三万，集结宁远，开赴锦州解围。
松锦大战的帷幕正式拉开。
或许崇祯并不想与清军决战，他是忍着肚子的巨痛，也要先把眉毛上的火扑灭，他是想迅速解锦州之围，再回过头来镇压国内民军。
然而松锦大战的过程不是他能控制的，国内民变迅猛发展的态势更是超出了他的想像，他的错误决策，将明朝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