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算命术是中国生肖命运思想观念基础上逐渐复杂化、神秘化、玄虚化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也只有在生肖发源地的中国才可能产生并广为流传。
洪丕谟、姜玉珍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版）中说：“无论在我国文化史或学术史上，中国算命术都该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我国所有学术文化中，从影响的深广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它分庭抗礼，并肩起坐的。这不仅表现在学者大儒身上，多半对这种神秘预知未来的方术倾注了莫大的兴趣，并且在广大平民百姓中，也是往来风靡，大有尽人皆醉的味道……”事实的确如此。洪丕谟（1940——2005）原是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他与其夫人姜玉珍合著的介绍八字算命方法的《中国古代算命术》一书，目的是“索性揭开算命术的神秘面纱，把它从密不透风的保险柜里搬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其进行客观地介绍、分析、批判，以消除人们对它的神秘感、迷信心理。该书自1989年出版到1994年短短的几年中既已前后改版了3次，重印10次，总发行量近百万册[1]，不论人们阅读此书的目的是什么，仅就其发行量之巨，即可知道八字算命术在民间的影响之大，当代国人对八字算命术的关注、重视程度从中也可窥见一斑。
八字算命术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东西，这从我们上一节对它的产生形成过程的分析中，从对它如何由生肖命运思想观念逐步演化而来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由于它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理论与实际操作方法，具有颇强的迷惑性，因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不仅一般的平民百姓对其难辨真伪，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者看法也是不尽一致的：反对者自然不少，而赞成者却也不乏其人。赞成者，比如，陈一阳1993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其《命运探微》一书，他提出了“新天命观”的“科学假说”，认为人在出生时是完成特定的先天“全息组合”，这个组合决定了后天的运行规律，所以出生时间成了“至尊之神”，因而“八字算命术”、“西方占星术”、“紫葳斗数”、“易与其它占法”等都是预测人生命运的科学方法；邵伟华也在同一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四柱预测学》，他在该书中说，“四柱，实际上就是一部全息信息储存器”，“四柱预测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信息预测科学上的又一重大发明”，“是教人趋吉避凶的一门科学”。[2]足见当前人们对八字算命术性质认识的混乱程度。
王玉德在《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一书的第一章中说：“我们承认，现在的术数研究水平还处于初步阶段，缺乏缜密哲学思考和严谨的科学分析，大多数书籍尚处于‘述而不作’的层次，有的书籍在批判过程中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到目前为止，术数研究多限于文献的整理，文化角度的探讨，研究者多为人文科学研究者，自然科学研究者研究的不多，更无多学科综合研究。因此，术数研究尚处于表层的、批判性的、清算性的初步阶段。整个研究有待上档次，向广度和深度开拓。”他的这段话对目前包括八字算命术在内的术数的研究现状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到目前为止，关于八字命理研究的著述，无论是批判的还是否定的，其论证都缺乏应有的严谨与力度，学界如此，一般民众面对八字算命术也就更无所适从，只能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取舍全靠自己的主观偏好了。
“八字预测术”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似乎是有根有据，但是它真的能预测人的命运吗？
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都是独特的，其生命轨迹上除终点外的任何一个点都对这个点后面的轨迹走势有重要的意义，而任何一个这样的点又都是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中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出生的时间也是决定一个人生命轨迹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而言当然也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看用以标记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干支符号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反映着一种与生命个体命运相关的一种客观规律性，其次要看它能否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性。否则它就不能被视为一种科学的预测术。
八字算命术是以作为一个人出生时间标记符号的4组干支符号及其五行属性为基础进行复杂的推演的。因而，生辰八字究竟与人的命运之间是否存在有规律的联系，这是进行“科学算命”的前提基础，是问题的一个关键。洪丕漠、姜玉诊的《中国古代算命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书中说“对于命理学家来说，他们的信奉或假设的前提有多大的可靠性，那就得打上几个大大的问号了。”只是有些可惜，作者对这一点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要想知道生辰八字究竟与人的命运之间是否存在有规律的联系，首先要看生辰八字干支符号系统本身是否反映着某一些周期规律性。
那么，生辰八字干支符号系统反映着一些周期规律性吗？
一对年干支符号表示甲子六十年周期中一个年份，由于气候不存在六十年周期性，自然界中也不存在其它什么明显的六十年周期性现象，因而，虽然年干支符号中的单独地支符号因为反映着一种生肖十二年周期性而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但年干支符号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具有预测功能。
从月干支方面看，甲子六十月不反映什么周期性。由于阴阳历每年为12个月（有闰月则其名称随所闰之月），甲子纪月法规定每一对干支配应一个月，六十甲子所纪的是五年中的阴阳历月份。不同干支年其第一个月的干支符号亦不同。由于阴阳历是19年中有7个闰月年，必然有的5年中有两个闰月，有的仅有一个闰月（如1999年至2003年为阴阳历已卯年至癸未年，这其中只有2001年闰4月这一个闰月），也就是说甲子六十月实际上包含的并非是六十个朔望月，在实际中其所含朔望月个数是不尽相同的——即使有时个数相同但闰月的位置亦是不同的。这样，尽管有些月干支符号相同但实际对应的天体位置关系却可能是不同的。由此，即可看出月干支根本不可能反映朔望月之间的什么周期规律性。
甲子六十日是不是一种自然周期性？虽然，翁文波在地震预测研究方面，发现我国一些地震发生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六十日周期性，还推导出了两个日干支经验预测公式[3]，但这种周期性只限于某些地震，没有证据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甲子六十日周期性。
甲子六十时辰是否又代表着一种什么周期性呢？每个时辰相当于两小时，一昼夜二十四小时为十二个时辰。甲子六十时辰为五日的时间长度。虽然经络子午流注中存在十二个时辰的周期性，但六十个时辰就并不一定代表什么周期性了。虽然六十个时辰恰好也等于实际的五日，古代也存在着五日为侯、十五日为一气的说法，但这又都是人为规定的，不是一种自然周期。
既然生辰八字所属符号系统总的来说不反映什么周期性，那么其代表的关系就可能是没有规律、杂乱无章的——八字相同的人其实际“命局”就可能不同，而八字相同的人其实际“命局”却又可能是相同的，因而生辰八字与人的命运之间也就不会存在什么内在的客观必然联系，用八字来算命也就缺乏自然前提基础了。
“八字预测术”主要是依八组天干地支符号的内部的刑、害、冲、合等关系规则及所配应的阴阳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来分析所谓一个人的命局，预测一个人的有关运势情况的。
但是关于干支内部的几种关系规则我们在前面已探讨过，当地支表示生肖十二年周期时其内部相互间存在着三合、六冲的关系，而根据日影长短变化制定的地支三会、六冲、六合、六害，只适用于与十二月建相应的十二节月之间（以干支相纪的阴阳历月份之间都不很适用，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没有考虑由于冬至点的不断变化而导致的地支几种关系具体内容的变化），其它情况下地支就不存在这些关系，而像其它预测术一样八字预测术不但把干支内部几种关系当作一种普遍规律，而且竟然还把年、月、日、时辰不同干支符号中的天干、地支分别放在一起来分析它们各自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岂不是大谬特谬了！任何规则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简单的加法规则它也有它的适用条件，若不考虑适用条件其结果就会是难以预料的：一只老虎加一只老虎，我们可以说等于二只老虎，但若是一只老虎与一只鸡放在一起其结果只能是等于一只老虎（虎吃了鸡）；一些纯碱和一些硫酸放在一起，由于酸碱中和结果只能剩下一些有少许沉淀物的水；一块石头和一块木头放在一起，结果只能还是一块石头和一块木头……由于干支关系规则的滥用，因此即便退一步讲，人出生时的时空系统存在有什么与人生命运有关的规律性东西，八字预测术的演算方法也是不能将其揭示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八字算命术是不能科学预测出人生命运祸福的。
真理再往前迈半步就是谬误。
生肖与人的性格、命运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但将这种联系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甚至将其演化成八字算命术来给人算命则就绝对是误入歧途了。
八字算命术不能科学预测出人生命运，它实际上如同八卦预测术一样，也仅只是一种易学预测方法——严格的说，称其为一种易学比附演绎方法也许更合适一些。就是说，“八字预测术”实际上也是一种卜筮之术，也应属于易学预测范围，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预测方法有别。用生辰八字预测与用八卦进行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使用的是干支符号，后者使用的是卦爻符号，表面上不同而实际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之所以有些人认为“八字预测术”是一种科学，是因为没有搞清其真正实质。
什么是科学呢？顾名思义，科学即分类、分科的知识、学问。《现代汉语辞典中》对科学一词的解释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辞海》的解释则是：“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按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这两种工具书的解释可以代表人们对科学的最一般的理解，其主要之点在于它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
张其成认为，就严格的意义而言，科学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检验[4]。
显然，包括“八字预测术”在内的各种易学预测方法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预测方法。
然而，有些人并不这样认为，比如，张志春在《神奇之门》一书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例子，他说：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希贤先生在《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河北科技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一书中说：‘凡是能建立数理模型的知识，它一定是科学的。占筮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严格的数理模型。’
为了预测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古人在易学领域构筑了各种各样的象数理模型。如先天八卦模型、后天八卦模型、六十四卦纳甲模型、太乙模型、奇门模型、六壬模型、四柱模型、堪舆罗经模型等等。其中后天八卦时空模型（又叫‘实用八卦图’）几乎是一切易学预测方法的基础，包括手相、面相，无不如此。
先天八卦模型是模拟人类处在地球上客观外界大自然运动规律的一个立体动态模型……
后天文王八卦图，是以洛书九宫为基础，按照北半球黄河流域为中心华夏民族的生活环境而设计的……这个象数理模型，从天文、地理、时间、空间各个角度模拟了中华民族的客观环境。……
易学象数理模型是用来模拟自然、社会、人生规律，是用来预测的……”（张志春：《神奇之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第一版，30页）
这些认识，尤其是“易学象数理模型是用来模拟自然、社会、人生规律”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不正确的。说易学象数理模型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规律的模拟，这就把易学象数理模型全都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甚至将它们都直接等同于了哲学规律，这是存在问题的——就该书作者对后天文王八卦图、先天八卦的理解而言，其中就有对我们远古祖先的很多误解之处。
从他的引用中，也可以看到于希贤显然认为各种易学预测方法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易学预测方法大都包含一定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但若因此就说它们“就是一种极为严格的数理模型”，都符合比如张其成所说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检验”这样的要求、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则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它可以用数学进行一定程度的描述，但它与要预测的事实之间是否存在逻辑推理关系、是否都经得起实验检验，这都是成问题的。比如，八字预测术中讲大运、小运，十年为一个大运，八字不同的人大运起算时间也不同，有一定相应的推算方法、规则，试问这些规则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根据？其推理过程是怎样的？没有哪一部八字预测类的书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哪一部八字命理书能讲清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一些人主观臆造出来的。
什么是模型？
模型是对客观事物的模拟，但又不直接等同于客观事物，模型还可以有思维模型、物质模型这样不同的性质。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物质模型，比如模拟地球的地球仪，模拟飞机的航模。思维模型，则是一种图象、符号或图象、符号体系，也可以是一种思想理论体系[5]。
在这里，根据所依赖的“思维模型”是否是切实正确地、直接地反映了客观事物——也就是说是否真的是“模型”，我们可以将预测方法划分为科学预测与易学预测两大类。科学预测依赖的是正确的、与要预测的事物存在直接地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思维模型，其中使用的主要是逻辑思维，而易学预测主要依赖的是一种人们主观创造的思维操作体系、方法（由于不能真正反映事物，其实也不能称之为模型），其中使用的则主要是也只能是直觉思维。就本书所涉及的而言，生肖预测术属于科学预测方法，而八字预测术、八卦预测术等则都只能属于易学预测方法。
八字预测术如果运用得好往往也能对人和事做出一些准确预测，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是科学的。好猎人打住猎物具有必然性，不会打猎的人能打住猎物那就只能是偶然的。前面提及的有些研究者坚持认为八字预测术是一种“科学”，实际上就是混淆了两类预测方法最本质区别的结果。
当然，易学预测尽管不是一种科学的预测术，但生活中有的时候在我们所掌握的相关数据信息不够充分、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不能运用逻辑思维对事物的未来做出十分可靠的判断时，易学预测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的。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易学预测如果能引导、管理得好，只要人们不盲目崇拜它、不过分迷信它，在有些情况下它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固而，我们也就并不一定非要想着要用强制的办法试图立即把易学预测当作封建迷信彻底扫除才可以。这正如洪丕谟所说，堵不如疏，这是一条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规律。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易学预测的本质，那时人们对易学预测的神秘崇拜心理感就会消失，就会以一种平和、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它，由易学预测引发的各种悲剧也就会越来越少有机会发生，易学预测的市场也就会越来越小直至最后自动消亡。
[1]王玉德、林立平等著《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一版。
[2]同上。
[3]翁文波、张清：《天干地支纪历与预测》，石油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4]区结成：《当中医遇到西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一版，172页。
[5]张其成著《易道主干》，广西科学出版社，2007年，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