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长期以来还广为流传着一种与生肖预测、星座预测有些相似但又远为繁杂、神秘得多，且也是以人的出生时间来预测人的命运的一种算命术，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前面有关章节提到过的“八字预测术”，或称“四柱预测术”。
事实上，按一般的认识，“八字预测术”并不仅仅只是能为人算命，他还完全具备八卦预测术那样的功能，几乎与求测者有关的无论什么信息据说它都能预测出来。从某种角度而言，人们最渴求预知的莫过于自己的命运，一般的易学预测方法大多也都能适应于这种要求，能用于预测人生命运（也正因为如此，王玉德、林立平将他们的著作称为《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特意将术数与算命术并列起来，而洪丕谟、姜玉珍的《中国古代算命术》所谈的也只是“八字预测术”）。因而，在众多的易学预测方法中，“八字预测术”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它的基本功能首先就是用来预测人生命运的。除过八卦预测术，最为普及、影响最大的恐怕就应该属“八字预测术”了。为此，虽然本书在前面易学预测相关章节中已涉及到过八字预测术，我们仍然还有必要单独对其再特别加以讨论。
首先，我们要探讨八字预测术的起源问题，探讨它形成的思想基础。
八字算命术的基本方法是：首先以日干支中的日干作为求算命本人的代表符号（称之为日干、日元、日主等），看年干支、月干支、日表干支、时辰干支中的四组干支中的天干的五行属性与它是什么样的生克制化关系，看生我的因素还是克我的因素多，从而确定日干即算命者“命”的强弱，八字总体中克或生日干力量过弱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命，而有生有克，生克力最比较均衡的则被认为是“中和”的、比较好的命，一生会比较顺利；然后根据八字中含有哪些干支的形、害、冲、合等关系综合起来看对八字有怎样的影响；还要看八字组成的“命局”怎样，命局的组成、名称都是有规定的；另外，还要重点看算命者的大运、小运、流年等等。
明清以来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唐朝的李虚中首先采用分析人出生的年干支、月干支、日干支间关系来预测一个人的一生吉凶祸福运程的方法，宋时徐子平又在三组干支的基础上加进了时辰干支，从而才把这种算命术发展成了一种体系比较完善的预测术。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八字算命术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完善过程的，那么它最初究竟是在什么样思想观念基础上开始形成起来的？
一般都认为算命术形成的思想基础是先秦时期人们的“天命观”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洪丕漠、姜玉珍所著《中国古代算命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版），王玉德、林立平等著的《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一版）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在传统算命术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两本专著，这两本书都认为算命术与生肖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但对二者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两书并未讲清楚，甚至其认识还有不尽正确之处。
《中国古代算命术》中说：“自从算命术盛行以后，和十二地支有联系的生肖，自然逃不了被涂上一重迷信色彩的命运。在算命先生的影响下，人们一遇休戚祸福，总会情不自禁把自己和周围人的属相牵扯联系起来，甚至在婚配里也要注意避开男女双方生肖的冲撞，什么‘鸡狗断头婚’、‘龙虎不相容’等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版，45页）这显然是认为生肖关乎命运的思想观念是在算命术盛行以后才具有的，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第八章中则说，“王充在《论衡》中题为《物势》篇中阐明了五行与十二生肖的生克关系，将十二生肖属相正式纳入了命理之中”，这则更明确地认为十二生肖的名称固然可能早已有了，但生肖关乎人的性格、命运的思想观念则是在东汉算命之风兴起时也才开始产生的。
根据本书前面有关章节的论述，我们知道生肖关乎性格、命运的思想观念是在十二生肖产生之初就已同时具备的，是十二生肖本身所应有之义，它的产生与“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直接相关，更为重要的它是一种唯物主义、科学的、可以实际验证的东西。说生肖命运观念是算命之风兴起后才具有的，这明显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实际上生肖命运思想观念正是算命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可以说算命术正是在生肖思想观念基础上直接形成发展而来的。这从林立平论述八字算命术演变发展过程的有关内容中也可看出来。
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中写道：“曹魏时期有一位术数家叫管辂，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有一次他为人推算说：‘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寅，死丧之候也，日加午而风发，则马之候也’，地支午在十二属相中属马，地支申在五行中属金，寅属木，金克木，故日‘申破寅’。显然当时已有具体的算命方法……。但汉魏之际的算命方法主要是看生年与后来强调‘日主’有所不同。管辂曾对他弟弟说：‘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违’，‘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他谢世时果然四十七岁，他是生在东汉末的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那一年的干支正是‘庚寅’，所以他说‘吾本命在寅’。”（王玉德、林立平等著《神秘的术数——中国古代算命术批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一版，131页）从这一段文字内容，我们可以明确地可以看出，汉魏之际的算命方法的确主要只是看“生年”，是以出生年份的生肖地支为“本命”——由于生肖文化中有本命年观念，地支又与生肖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管辂出生那一年干支为‘庚寅’他便说他的本命在寅，而不说其本命在庚。这个例子便可说明后世的算命方法无非是最初的生肖命运思想观念的发挥变化而已。
林立平后面还写到（133页）：
“从唐代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最著名的命学大师是李虚中。根据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二十九）所记，李虚中于贞元十一年考中进士，卒于元和八年（公元831年）。关于他的命学造诣，其墓志铭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年少长，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其校得失。’
从引文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李虚中非常精通五行干支的算命方法，他的推算准确率极高，可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二，他推算的具体方法是‘先处其年时’，这跟前文王生也是先看‘年命’的提法是一致的，说明唐代方法和魏晋时期的方法一样，都是以出生那一年的干支为本命的，而不同于宋以后以出生那一日的天干为本命。第三，从‘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莫能与其校得失’等语来看，可知李虚中对干支算命术又有创新与发展，算命术本身也已发展到非常完备、复杂、深奥的程度，以至一般的学者都无法学懂弄通了。……
算命术本身也在五代宋初发生了一次变革，此次变革主要是方法上的改进，即算命术产生以来都是以生年所值干支为命元之主，而经过这次改革则‘专以日辰天干为命元之主’。这次改革是由徐子平完成的。他在所著《明通赋》中说：‘凡看命以日干为主统三元而配合八字干支’。从此以后其法一直沿袭不改，所以人们又常常把算命术叫做‘子平术’……。自徐子平之后算命术虽然也有发展和变化，但都只不过是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进和完善，以及通俗化和普及化了，算命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则没有大的改动。”
这段内容可以说对八字算命术的产生、演化过程阐述、论证得很清楚了，但要特别注意一点的是：直到八字算命术在唐代已完全形成时，仍然还是以生年地支为本命的——而不是如林立平所说“是以出生那一年的干支为本命”。那时的八字算命术还保留有浓厚的生肖思想观念痕迹，而宋时徐子平对八字算命术进行改革，“专以日辰天干为命元之主”，以后八字算命术与生肖思想观念间的联系就难以看出来了。
对八字算命术与生肖思想观念间的联系认识比较清楚的是高国潘所著的《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他在该书中（196页）说，“干支、五行、四时、五方、生肖，是算命术形成的五大支柱”，明确说明生肖是八字算命术产生的直接基础之一。
高国潘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他对敦煌文献中载录的唐代敦煌一带流行的一种算命方法——“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研究为基础的。他注意到并很重视这种算命方法，认为这种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充分展示了开创期算命法的真面目。他说：“……真正算命术的产生是较晚的，在占卜、看相、五大方术极为流行之后，才在繁荣的唐代，产生了算命术。当然，也似在初唐就产生了，并有曲折流变过程……唐人的算命术，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民间的算命术从占卜中分离出来之基础。敦煌本《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第卅五》，在敦煌还是在《占卜书》之中，但是，它已经具备了算命术的基本特点，反映的是算命术初级的形态。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这种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似在唐代前期已经产生并发展，所以在宪宗时代出现李虚中之算命术就并不偶然了。此相属法是算命术开创时代留下的未经修改的真品……总之，算命术起源于唐代，他的发展分为开创期与成熟期。开创期以敦煌推人命相属法为标志，成熟期则以‘子平术’（看八字）为标志。”（高国潘著《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197页——198页）
什么是“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
“推十二时”，就是运用十二时辰，子丑寅卯等给人算命。“人命相属”，就是以十二时辰对十二生肖，并根据一个人的属相，给出相应的条文，给人算命。这种算命法实用性广泛，特别是对那些生了疾病急得要死的老百姓。[1]
下面是敦煌本《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第卅五》的部分具体内容：
“子生鼠，相人命数北方黑帝。子曰：料黍三担五十一代。宜著黑衣，有病宜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
丑生人，相人命数北方黄帝。子曰：料粟三担七十一代。宜著黄衣，有病宜服黄药。大厄丑未之年，小厄六月、十二月。不得吊死，问病。一生不宜共丑未生人同财交通。……
午生马，相人命属南方赤带”子曰：料小豆三石五十一代，宜著赤衣，有病宜服赤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一生不宜共子生人同财。
未生羊，相人命属武曲星西南方黄带。子日：食大豆一石三十一代。宜著黄衣，有病宜服黄药。大厄丑未之年，小厄六月十二月，忌吊死问病，秋冬生富贵，春夏生自如。四子上相，三子力其人。本是女国人，前世骂破斋隧来至此生。鸟人信敬敦厚文帝宜写史，奴婢六畜足用，卅保财年，廿官位，君子得官位。卅五中厄，四五大厄，得度受（寿）命八十一，一生不得向西南方大小便，慎之大吉。
申生猴，相人命属廉贞星西南方白帝。子日：食麻子一石二十一代。宜著白衣，有病宜服白药。大厄寅申之年，小厄正月七月。春夏生富贵，秋冬生自如。再娶妻子，五子上相，三子力。此人元是摩伽国人，前多桤历（蒺藜），遇遂来此处生。鸟人轻健，多知识，爱文字学，顺世宫位，保财，牛马奴婢自足，女人宜夫，和资财才，三子上相，二子力。年十八九小厄，卅五中厄，五十七大厄。得度此者，寿命七十八，宜修切德名（求）长命，一生不得向西南方大小便，慎之吉。”（高国潘著《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199页——200页）
可以看出，这种“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是以干支、生肖为基础结合五行、四时、五方来推算人的命运祸福变化的。其基本出发点是：既然生肖与人的命运有关，而生肖又与地支紧密相连融合在一起，那么就可以以与一定生肖相对的地支的相关属性出发来给人推命。比如，以上面的马生肖为例来说，因为马生肖对应的地支为午，马生肖人的本命年为午年，而由于与午相冲的地支又为子，故言“大厄子午之年”；又因就阴阳历月份而言，五月、十一月分别为午月、子月，与生肖相应的年份地支似乎又可推广到月份地支，故又言“小厄五月十一月”；地支午按其方位而言，居南方，就五行属性而言为火、为赤，故言“属南方赤带……宜著赤衣，有病宜服赤药”；由于子午相冲，还说“一生不宜共子生人同财”等等。
这种“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算命方法在生肖基础上考虑了生肖对应的地支方位、五行属性、地支间的关系规则等，并将这些运用到了实际算命中，而这些东西在八字算命中又都是必不可少且具有核心意义的东西。所以说这种算命方法的出发点就是生肖命运思想观念，而就其复杂、神秘方面而言又确实已具有了八字算命的味道，具有生肖文化与八字算命术所共有的一些东西，因而从这种算命方法中可以看出生肖思想观念正在逐步向八字算命术发展、演化，这一种过渡性的算命方法表明了八字算命术产生的直接基础就是生肖命运思想观念。
生肖思想观念向八字算命术发展、演化，关键的一点是将生肖与地支看作是一回事，继而又将生肖与干支看作是一回事。
由于把地支与生肖看作是一回事，两者融合为一体，生肖本身所具有的与人的性格、命运有关的观念就转化为了地支所具有的东西，而由于地支与天干又往往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以后天干也有了这样的内涵，年干支符号作为一个整体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也就可以与人的性格、命运挂起钩了；又由于用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干支符号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逐渐地生辰八字中的干支符号就也都被认为与人的性格、命运有关了，原来仅与年地支、年干支匹配的生肖也都被拿来与纪月、纪日、纪时的干支相匹配，使纪月、纪日、纪时的干支也都有了生肖的含义，都可以与人的性格、命运挂起钩了；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四组干支既然都与人的性格、命运有关，那么要预知一个人的的性情相貌、吉凶祸福等等具体人生命运情况当然就要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对四组干支进行一番综合考量评定，这种方法就是也只能是将干支分别与阴阳、五行对应起来，然后再以干支所属五行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及干支本身间的关系规则进行无穷无尽演绎、比附——看似奥妙无穷，实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任意发挥。但不管怎样，以生辰八字干支符号为依托的八字算命术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且日益完善起来了。这就是生肖命运思想观念向八字算命术演化的内在逻辑过程。
在有关生肖与人的性格、命运的一些传统书籍中，有这样一种现象：认为生肖与纪月、纪日、纪时的地支、干支也都可相匹配，纪月、纪日、纪时的地支、干支也都有生肖的含义，从而要根据生肖来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命运，不但首先要看其出生年份所属的地支、生肖，还可以进一步看其出生之日、月、时的所属的地支、生肖，怎样具体看待几个地支、生肖符号则说法又不尽一致。这种预测方法介于生肖预测术与八字算命术之间，实际上也是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一种产物。
本书第一章所讲到的《日书》盗篇篇中将纪日的干支与生肖相匹配并以此为根据进行预测、占盗的内容、方法，其实也是生肖预测法逐渐玄虚化、神秘化、复杂化的一种体现。
概而言之，八字算命术实际上是在中国生肖命运思想观念基础上逐步演化而形成的，两者在渊源上具有相生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是以往的一些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或虽有人注意到但探讨、论述不够的。
[1]高国潘：《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