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生肖文化中，十二生肖的的基本作用有两个：一是纯粹用以纪年（有些少数民族还在用其纪年的基础上又将其进一步引申用以纪月、纪日、纪时辰）；二是在用以纪年的基础上又用来生肖推测相应不同生肖年份出生人的性格、命运，形成很多相关的禁忌、信仰、习俗等。
生肖最早起源于我国，那么中国古人最初创设生肖的基本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上述生肖的两个基本用途中哪一个才是生肖的创立者最开始所期望的呢？
如果生肖创设的最初目的是用来纪年，在此基础上后来才又形成了用生肖来预测人的性格的生肖的第二个用途，那么这种转化、飞跃过程是需要一定的促进因素、是件不很容易的事，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反过来说，如果生肖创设的最初目的就是用来预测人的性格的，只是由于中国很早就开始以干支纪年而生肖又是与十二地支相匹配的，因此十二生肖也才具有了代替十二地支用以纪年的用途，这种过程相对就自然、简单的多，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说上面的推论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从汉墓简牍中的《日书》盗篇中的内容入手进行分析就能得出更加肯定地结论了。
首先，相关几座汉墓中的《日书》盗篇只选择十二地支为其匹配十二种动物并从相应的动物角度出发来推求盗贼的情况的内容说明了，十二生肖不是由日书的作者日者（《史记》中有《日者列传》）所发明的，《日书》盗篇中与十二地支相匹配的十二种动物不是后世流行的十二生肖的最初原始出处，几座汉墓出土的《日书》盗篇中与十二地支相匹配的十二种动物不是十二生肖的最初原型，《日书》盗篇产生之前十二生肖已经存在而且当时已经存在的十二生肖原本就是以预测人的性格为主要目的。
因为，如果《日书》盗篇中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匹配的做法是日书作者首创的，那么，放简《日书（甲种）·盗者》与睡简《日书》盗篇中不但有从地支入手推求盗贼情况的内容，也有从天干入手推求盗贼情况的内容（如前所引，睡简《日书（甲种）·盗者》中有关天干部分很简略，但睡简《日书（乙种）·盗者》中有关天干部分就比较复杂，与所引述的放简《日书（甲种）·盗者》中的有关天干部分类似），在干支表中天干与地支的地位是相同的，为何日书偏偏选中其中的十二地支为其匹配十二种动物并从相应的动物角度出发来推求盗贼的情况，却不选择为其中的十天干为其匹配上十种动物然后从相应的动物角度出发来推求盗贼的情况呢？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匹配的做法并不是日书作者的首创，十二生肖在《日书》盗篇创作之前就已经是存在的了，日者不过是在创作《日书》盗篇时顺手将已经存在的十二生肖借用过来罢了。而之所以有十二地支相匹配的十二生肖却没有与十天干相匹配的十生肖，乃是战国时期曾经流行过星岁纪年法，十二地支在此种纪年法中与太岁相结合用于纪年，十二生肖大概就是在这种纪年法实行过程中产生的，而十天干却不曾有过单独用于纪年的机会，自然最后也就不会有与十天干相匹配的十生肖的产生。
如果说《日书》盗篇产生之前十二生肖已经存在而且当时已经存在的十二生肖原本就是以预测人的性格为主要目的，那么《日书》中何以会出现盗篇这样荒诞不经的内容也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日书》盗篇中以生肖动物来占卜盗贼有关情况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生肖动物与盗贼外形的相似，这是主要部分，所占篇幅最大；生肖动物习性与盗贼性格的相似，其中还包括盗贼可能隐藏赃物的地点与相应生肖动物生活习性的相似、盗贼的名字中可能包含相应生肖动物的名字——由于性格的相似盗贼隐藏赃物也才像相应生肖动物，由于性格的相似盗贼甚至还可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取相应生肖动物名称作为自己的标志符号即名字。这两方面内容总体而言，就是将人与生肖动物从外形到内在性格特征作全面比拟，把不同生肖动物完全看作相应不同种类人的象征物，甚至是化身。根据生肖动物来预测盗者的外形特点、可能隐藏赃物的地点、盗贼的名字等情况这些种行为明显是十分荒谬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很突兀，如果这种做法是日者首创的，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是怎么想到要这样做的呢？这是非常难以回答的。但如果说是因为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十二生肖，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根据生肖动物来预测盗者的性格特点、外形特点等有关情况这固然明显是十分荒谬的，但以十二种动物的习性来比拟、预测不同生肖年份出生之人的的性格的做法情况则就显得比较复杂，难以轻而易举判断其正确或错误了——即使在今天，十二星座预测术、十二生肖预测术之类的东西也仍然是有很多人相信的，对它们性质的判定不经过充分、必要的分析论证或验证研究是难以做出的。所以，如果说古人创设十二生肖原本就是以十二种动物的习性来比拟、预测不同生肖年份出生之人的的性格的，那是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而日者受到十二生肖的启发创作《日书》盗篇的过程也更容易理解：既然十二生肖动物的习性与不同生肖年份出生之人的的性格相似，那么，生肖动物的外形特征恐怕与相应一些人人的外形特征也会相类似，于是才对生肖的用途做进一步的扩展从而创作了《日书》盗篇中的地支部分内容；另外，由于天干和地支是相配套的，既然可以从地支入手推求盗贼情况，那么，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从值日天干入手来推求盗贼情况，又创作了《日书》盗篇中的天干部分内容。
李学勤曾说过：睡简、放简“简文的十二禽仅和值日地支联系。秦代已有干支纪年，但是值年地支是否也结合十二禽，还没有证据。因此，这里的十二禽还不好叫做十二生肖，而只是后者的滥觞。”（李学勤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第一版，2001，165页）不过，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可知，战国末期值年地支已经结合了十二禽，也就是说真正的十二生肖当时确已产生。虽然纪年的十二地支（星岁纪年法或干支纪年法）与纪日干支中的十二地支是一样的，但一个代表的是年周期一个代表的是日周期，有质的不同，而《日书》盗篇中将纪年的十二生肖挪作纪日用，而且连同十二生肖的预测功能也搬到了这里并进一步做了扩大的理解，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可以说，简文中的十二禽不但不是十二生肖的滥觞，而且是对十二生肖的曲解和乱用。
其次，《日书》盗篇中地支辰配应的动物龙也能说明《日书》盗篇产生之前十二生肖已经存在而且当时已经存在的十二生肖原本就是以预测人的性格为主要目的。
中华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我们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其由来非常久远，虽然在人们的观念中龙有能兴云布雨非常强大的特点，但对于龙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的认识却一直总是很模糊的。
前面我们曾提到的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古墓，其中有象鳄鱼的蚌塑龙，后来其它地方发现的一些更多的新石器时代（有的年代比濮阳西水坡蚌塑龙更早）的龙形器物或图案中龙的形象，其中也还有蛇形、卷云形、鱼形、猪首形的等等。
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上古以来，人们对于龙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致就是存在很大分歧的。
究其原因，乃是由于龙本来就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神异动物，不同的人心目中自然便就会有不同的形象。当然，尽管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但对于相信确有龙存在的古代的人们而言，他们心目中的龙就是实际的龙的形象，并不是虚构的。
既然龙说到底是一种想象中的东西，在人们的心中，自然也就即神秘而又形状飘忽不定。
比如，东汉时期王充对龙的认识就具有很大的猜测性，他在《论衡·龙虚篇》中说，按韩非子所言，“龙可狎而骑，蛇、马之类明矣”，猜测龙应该是马、蛇一类的动物。
《论衡·龙虚篇》是专门论述龙的问题的，其中认为龙能随雷电腾飞到空中，不过不是“升天”，与“天神”没有关系，没有神性，因为龙是一种有形体的实在动物。《论衡·龙虚篇》中还说：“然则龙之所以为神者，以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屈伸其体，存亡其形，未足以为神也……龙，人亦不能觉，变化藏匿者巧也……”可以看出，虽然王充的思想有极大的进步，但他仍然还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龙的认识仍然很模糊：在仍然说不清龙的具体形状情况下还是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且的确有一些不同一般的本领，说龙“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能“变体自匿”等等。
另外，王充还引述了孔子的一段话来说明他“龙无神性、不能升天”的观点，他写到：“孔子曰：‘游者可为网，飞者可为矰。至于龙也，吾不知其乘风云上升。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夫龙，物类可察，上下可知；而孔子云不知。以孔子之圣，尚不知龙，况俗人智浅，好奇之性，无实可之心，谓之龙神而升天，不足怪也……”王充的话进一步说明了，作为智圣之人，孔子对龙究竟是什么也都说不清，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的人们对龙就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了。
《日书》盗篇是借助十二生肖动物的形象、习性来说明盗者的形象、性格特点的，比如，睡简《日书》盗篇中的子条，其中的“子，盗者兑（锐）口，希（稀）须（鬓），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说的正是鼠的一些外形特点与习性特征，而其中的“臧于垣内中，粪蔡下”是说盗贼藏于院墙内、粪土与乱草下，也与老鼠的习性符合，而“多（名）鼠鼷孔午郢”是说盗贼的名字中可能包含这些字中的一个，而这些字中也恰有一个“鼠”字……
但因龙是一种虚构的动物，没有确定的形状，这样，以龙的形象来比拟盗贼的外形就有很大的困难。如果说十二生肖是日者创作《日书》盗篇时所首创的，那么他就不应该给地支辰选择、配应龙这种难以说清其具体形状的动物。
事实上，正是因为《日书》盗篇中有了龙，睡简《日书》盗篇与孔简《日书》盗篇中的“辰”条分别与其它各条行文内容格式明显不同，没有任何关于生肖动物与盗者形状特点的描述。而放简《日书》盗篇中则是将本应与地支巳配应的“虫（蛇）”也放到了这个应当配应龙的地方，后面并且说“长颈小首小目”——李学勤认为这还是有些像龙的。也许，对于放简《日书》盗篇作者而言，大概其思想中龙的形象像王充那样更接近蛇，龙蛇难分——王充在《论衡·讲瑞篇》中就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龙似蛇非蛇，名称和具体形状也就难以很清楚地界说了。
但如果认为《日书》盗篇产生之前十二生肖已经存在而且当时已经存在的十二生肖原本就是以预测人的性格为主要目的，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因为，龙的形状虽然不确定，但它非常厉害的特点确实很明显，十二生肖是以一定动物的特性来比拟人的性格特点的，并不在意动物的外形特点，选择龙作为生肖之一并无什么不妥。
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三种《日书》盗篇形成之前，与今天完全一样的十二生肖肯定已经产生，而且，十二生肖形成之初其基本用途、基本目的就是用生肖动物来比拟、象征不同年份出生人的气质、性格特点的，与十二星座的创立本意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气质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他很有气质”、“他气质高雅”等话语中的气质含义是不一样的，而是指与性格密切相关的一个心理学概念。
什么是气质呢？现代心理学中一般将其定义为：不依活动的目的和内容为转移的体现在心理活动和言语行动中典型的、稳定的动力特征。
这个定义主要包括下面两方面含义：
首先，气质是一个人在心理活动和外在言语行动中，在强度、速度、灵活性、平衡性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种形式方面的动力性特点，这些特点与人活动的具体内容无关。比如有的人说话声音高、动作迅速有力、能够进行长时间的紧张工作，而有的人则言语动作细小无力、柔弱易倦、不能进行长时间的紧张工作，这就体现着神经系统强度方面的差异；有的人只能轻易、迅速地形成阳性条件反射（兴奋性条件反射，比如：学习体操动作、操作机器等）或者阴性条件反射（抑制条件反射，比如安静、守纪律等）中的一种，而有的人则两种条件反射都容易形成，这里就存在着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的平衡性问题；有的人容易由阳性条件反射转为阴性条件反射或者相反，而有的人两类条件反射间的转化比较困难，这就存在着社经系统的灵活性问题。
其次，气质是人的心理活动和言语行动惯常体现出的比较稳定、典型的特点，一个人偶然在一些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不能算作气质特点。
生肖的基本用途是用不同动物来象征、说明不同年份出生之人的气质、性格特点的，这从生肖、属相的字面意义上面也可看出来。
“肖”，《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相似、像”，“生肖”的意思就是某年出生之人性格行为特点像某种动物；《现代汉语词典》对“相”的解释是“相貌、外观”，因而“属相”的意思就是某年出生之人其性格行为给人的整体印象与某种动物人的直观印象相似。
从《周易》中“观物取象，取象比类，比类取义”到中医中的望、闻、问、切，都说明我国古代有十分重视事物的直观印象的传统。因而，生肖是一种比喻的手法，是用不同动物的特点来比喻、表示相应不同年份出生之人的气质、性格特征的。
《周易》以八卦为构成基础、以八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卦形来象征其文字内容含义，而生肖则是以十二种动物来象征十二种人的性格类型，两者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可以说生肖是受《周易》八卦思想方法影响而形成的关于人自身的一种最重要、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
十二生肖既是以十二种动物来表示特定年份出生之人的性格特征的，那么，十二生肖动物的选择、顺序排列在一定程度上就不是随意的，是经过认真筛选、考虑过决定的，现行十二生肖的形成是有其自身内在必然性的。换句话说，十二生肖选择现行的十二种动物而不是别的十二种动物，既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必然性也就在于生肖产生目的自身之中！
至于同一年份出生的人是否就真的具有相同的气质、性格特征，人的气质、性格类型是否真的就具有十二年周期性并能用十二生肖动物来象征，古人创立十二生肖的思想出发点是否正确，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从心理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验证。但对古人创设十二生肖的目的，我们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应该凭我们自己的好恶来取舍，更不应该胡乱猜测将我们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古人。
我国以往的一些学者之所以不能真正搞清生肖的起源有关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传统的生肖命运思想观念不够了解或者没有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对待，不敢或不愿意承认古人创设十二生肖的目的。李树辉就是这样，他坚持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十二生肖不是我国首创而是古巴比伦人所创后来才传向各国，其根据之一也就是把十二生肖仅仅看作是一种纪历符号，他说“华夏民族既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等，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创制出十二生肖（兽历）来与十二地支相配”[1]。
当然，这与这样一个方面原因有关，就是，由于有算命先生一类的江湖术士像《日书》创作者那样对十二生肖进行大肆渲染、任意发挥，使生肖文化中有了太多的明显不合理、荒诞不经的东西，从而引起了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人们对生肖本义的本能的抗拒。
明白了古人创设生肖的目的，那么十二生肖的产生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战国时期，除以帝王年号纪年外还流行着一种“星岁纪年法”。“星岁纪年法”分为“岁星纪年法”与“太岁纪年法”，两者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太岁纪年的产生以岁星纪年法为基础，岁星纪年法则又以木星观测为基础。这样，在太岁纪年法中，古人尤其是一些星占家就会不自觉地要将岁星与地上的自然灾害、社会人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本书第七章第一节所引述的《史记·天官书》中有关星岁纪年法的内容中即可看出），开始的时候可能所关注的主要有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情况，只是在后来，可能受到西方十二星座预测术的影响，才又将岁星在十二星次的位置与普通人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发现”了木星运行位置与人的性格类型间存在基本对应关系，于是便创造了十二生肖——尽管由于木星周期并非恰好十二年，从而时间久了会出现纪年符号与天象不符的“超辰”现象，但古人发现“生肖十二年周期”还是存在的，“生肖十二年周期”有其独立性，木星周期与年周期间的误差对其没有实质影响。
生肖形成后便成为一种民俗世代流传下来了。
[1]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