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易》而言，象数是形式，义理是内容，形式表现内容，内容寓于形式之中，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截然分开。换句话说，《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卦象、卦爻辞的象征方法进行表达，而《周易》之所以具有不同于以往卜筮方法的一些预测功能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其中蕴涵一定的哲理思想，从而使《周易》预测者可以加以运用进行一些演绎推理活动。
进行一些正确的逻辑演绎推理活动，自觉努力使其预测结论符合哲理、事理，这实际上也是易学预测（以《周易》为渊源的各种预测术）往往也能比较准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然而，易学预测中很多情况下预测者并不是很清楚地在用哲理、事理进行分析判断，却也能做出一些准确的预测，这又是为什么呢？仅仅将其余全都归结为巧合、将易学预测活动简单得叱为封建迷信，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无助于解决问题。为了破除人们对易学预测的神秘感，使人们对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应该说，其原因除了巧合外，则主要是预测者运用了直觉思维，是人的潜意识、直觉思维积极参与的结果。
直觉思维，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直觉”、“第六感觉”，它是一种不通过严格逻辑思维过程而对事物迅速做出某种判断、猜想的一种思维方式，一般又称之为“灵感”、“顿悟”等。
“直觉思维并不神秘，它是由于自由联想或思维活动在有关某个问题的意识边缘持续活动，当脑功能处于最佳状态时，因神经联结突然形成新联系的表现。”（彭飞主编《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第一版，139页）由于直觉思维不诉诸严密的理性思维活动，它不要求人掌握有关的全部详细信息，也往往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因而它是易**一种主要的心理活动形式，但同时又因为人们往往难以说清它们的具体过程，从而对之却又充满了太多的神秘感。
从发展角度与抽象程度出发，人的思维可划分为直观行动思维、具体形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这几种思维形式。二、三岁前的幼儿只有直观行动思维，其思维过程依赖外部行为动作，行为动作停止思维就无法进行，也不能预见思维的结果；二、三岁至六、七岁的儿童则明显表现为具体形象思维，其思维过程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和表像（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在头脑中留下的记忆）的联想进行，可以脱离具体的物体与行为动作；成年人则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凭借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展开思维过程，成年人同时也还有直观行动思维和形象思维，只是成人的这两种思维形式与幼儿、儿童的不完全一样，其中含有逻辑思维的成份，有以往的知识经验渗透其间。
直觉思维（灵感）可以说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一种特殊状态，一种伴随物。灵感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灵感总是产生在热烈而顽强地致力于创造性解决问题者身上。正如柴可夫斯基所说，‘灵感是这样一位客人，他不爱拜访懒惰者。’”（叶奕乾主编《心理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第一版，208页）灵感状态下人们会突然产生一些往往是比较合理、正确的新想法、新假设、新判断，显示出很高的智力活动效率。当然，有时人们没有明显的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过程也能产生灵感，直觉思维似乎也可以独立存在。但实际上，这时我们的潜意识应该有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的状态或相关条件，只是人们往往不能明确意识到而已。如果我们把直觉也当作一种独立的思维形式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类的思维形式包括直观行动思维、形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直觉思维这几种形式了。对于成年人而言，他都同时具有这几种思维形式，只不过有的人这一种思维形式发达，有的则那一种思维形式发达，比如：运动员、表演艺术家等直观行动思维比较发达；文学家、艺术家等形象思维发达；数学家、科学家等则逻辑思维发达；富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易学家等则直觉思维比较发达。
卜巫活动中，卜巫者多数情况下运用的就是直觉思维，由于人数对这种思维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因而当卜巫中出现一些准确应验的预测后，人们在惊奇之余往往觉得其神秘而不可思议就是自然的了。对卜巫活动中直觉思维的神秘感，不仅一般人有，即使一些搞预测的人往往也有，比如，邵伟华在《周易预测学讲义》（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第一版）中就说，周易预测为什么能准确这是至今尚未揭开的“千古之谜”。由于对直觉思维缺乏了解，一些搞预测的人不但他们本人讲不清楚预测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会很准确，而且还使得他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夸大预测的准确率、应验率，从而还使得易学预测愈发显得神了，比如，李涵辰在《八字预测真踪·序言》（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出版）中说，他创造的六爻预测术“新体系从理论上讲断事准确率100%……用周易预测术便能预先测知一个人日后五行影响的结果，至于为什么，涵辰是实用主义者，实在不愿管他，我只知道这么测算就准确……”
张延生，北京人，1943年出生于延安。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对易学进行普及、现代研究的人之一，曾多次举办易学培训班。
对张延生的易学研究、普及活动情况，冯精志在其所著长篇纪实文学《易侠—记张延生》一书（华夏出版社，1989，第一版）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记述、描写。在书中，作者还试图通过与张延生对话、交流的形式对易学的有关基本问题，如太极与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等的本义与起源、易学预测的原理等问题予以探讨，该书显然不乏一些有益可贵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对易学与易学预测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未探讨清楚。张延生虽然认识到了易占过程中预测者人的因素的重要作用，但他对易占操作之术本身仍然具有模糊认识，具有一种神秘崇拜倾向，而这又仍然是与八卦、六十四卦等易学基本问题未能被真正解决直接相关。《易侠—记张延生》的作者写道（265页）：“构造六十四卦的方法始终没破译出来……”张延生则说（160页）：“六十四卦本身包含着公式，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可以计算出苹果落地的质量、加速度；六十四卦中包含的公式可以推算出柿子砸到（人）后腰上所反映的人事和人世上的变化。这二者哪个更复杂？”张延生这里所说的“公式”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图书派易学家所孜孜以求的那种“万能公式”，当然这种公式究竟是怎样的，张延生也是不能说清的。
基础方面的突破往往会带来多方面的效应——八卦、六十四卦起源与本义的揭示将使人们能够彻底打破对易学预测技术本身的盲目崇拜心理。
下面，我们通过对《易侠——记张延生》（以下简称《易侠》）一书中张延生的一些易学预测案例的分析、点评来说明易学预测的原理，说明预测者是怎样具体发挥直觉思维的作用的，说明在易学预测过程中预测者人的因素有多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成化瓷鉴定”这个案例。
冯精志为了测试张延生易学预测准确的程度，曾让张延生预测了冯精志儿子上中学之后的情况，后来证明预测是准确的。冯精志进行采访时，他问到了张延生是怎么把他儿子的情况进行准确预测出来的，张延生谈了他们的预测过程、原理，其中便带出了“成化瓷鉴定”这个预测事例，现将该书中二人的有关对话部分照录于下（226页—229页）：
……他淡淡的说：
“那还是前几年的事，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到《易经》呢。小周天通了之后，我经常给求着我的人‘遥诊’身体情况，所谓‘遥诊’的依据是，患者有什么病，我能感觉到，不同的病灶或病变，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能产生不同的感觉。时间久了，什么样的病在我的身体的什么部位能产生什么感觉，自己心里有数了，所以在‘遥诊’时，某个部位的某种感觉一出现，我就能马上说出对方的疾病状况。拿现代术语来说，这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的相应感觉编制了一套软件，或者说是软程序。只要输入了某一种讯号，马上能通过由不同感觉组成的软件程序作出相应的回答。感觉这东西骗不了人，只要严格依照软程序，一般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这还是说的‘遥诊’。”我说。
“对”他点了点头，接着说：“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感觉到了，除了能对人的身体情况产生不同的感觉外，还能‘遥感’到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些人事。这也就是说，当有人问到我某类事时，我身体的某一部位也能产生不同的感觉。把这些感觉加以归纳，也可以编制出软程序。针对不同门类的事，有不同的软程序。当有人问到某类事时，你可以把他所问‘输入’相应的软程序，进行‘是’或‘否’的自我判断。简单的事，一对‘是’或者‘否’就回答了；比较复杂的事，按程序多‘输入’几次，通过一串‘是’或‘否’，也可以做出最终判断。”
听至此，我插了一句：“有例子吗？”
“你儿子的事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说说判断过程。”
“当你问到你儿子上初中的学习情况后，我需要根据自身的感觉程序做出一系列判断：学习成绩能马上提高，否；总也提不高？否；半个学期后逐渐提高？是；学习成绩一时提不高的原因是智商低？否；是社会活动多？是；初中学生的社会活动无非是在班里负点小责，杂事多一些，是不是这样的？是；是要当班长一类吗？是。答案就这么出来了。软程序要用熟了的话，能当机立断，张口就来。”
这个例子我听着不过瘾，因为都是打初中阶段过来的，而且他儿子与我儿子年龄差不多，所以总感到这里有经验成份。我又问：“还能说说别的事例吗？比如说，你对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是怎么判断的。”
“事例倒有，可就不大好说了。”
“说说自己经历的事，没什么好悚头的。”我尽量鼓励他。
“是这么回事。”他沉吟着说：“前不久，有人拿了个青花瓷来找我，说这是祖传的，听老辈子人说是件成化瓷。他让我判断一下，是不是成化瓷。”
“你是怎么判断的？”
“很简单，不是。”
“结论是怎么出来的？”
“老办法，‘输入’感觉软程序。是不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否；比明成化年还早？否；明末的？否；清初的？否；是乾隆年间的？否；嘉庆年间的？否；道光之后的？是。判断到这个份上，我也不费那劲了。我对他说，这顶早是个清末的东西。你要不信的话，找个懂文物的再鉴定一下。我不懂文物，只能提个参考意见。他听了后还不服，认为我诚心挤兑他的东西。后来他找了个业务单位鉴定了一下，果然是个清末民初的花瓶。”
“成化”，是明朝第九代皇帝宪宗朱见深的年号。其时，我国瓷器艺术已能熟练地掌握造型和色釉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能保存至今的青花、釉里红以及霁红、霁青等成化瓷器俱是珍品，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物。文物鉴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想及此，我问：
“你对文物鉴定在行吗？”
“不懂”他爽快地回答。
“这也就是说，你没有编制过文物鉴定的软程序。”
“对，在判断这个花瓶是不是明成化年间的产品时，利用的是判断年份那组程序。”
“我还是不明白”我探过身子问：“你怎么能对你不懂的东西进行判断呢？”“我就知道，要这么问下去，早晚会问到这一步来。”他叹了一口气，“实际上，最让我发悚的，也是我感到最难以启齿的，正是这个问题。”
我明白，话谈到这步已经算憋到点上了，该动点真的了。“怎么讲？”我问。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我懂或不懂。对一个全然不了解的孩子近期是不是要当班长，仅凭逻辑思维是推不出结果来的。那个花瓶是一件天衣无缝的赝品，它是不是成化瓷器？我懂文物鉴定也好，不懂档鉴定也好，不借助于专门设备，仅凭逻辑思维也不可能准确地判明其生产年份。我不知道说的这些你懂了没有，即这类判断本来就不是大脑进行正常工作时所能产生的。”
“那它们来自哪里？”
他沉默了。
我没松口，又追上一句问道：“它们来自哪里？”
“非要我说，那就只好说了。”他唇边又绽出了苦笑。
“说吧。”
他咬了咬嘴唇，挑衅地看着我，吐出两个字：
“元神。”
……
张延生将他预测、判断的依据归结于所谓的“元神”，按他的说法，“元神”本是道家的专门用语，“元神的本意无非是指人的与生俱来的一种大脑潜能，即或说是大脑本来就存在着的一种美妙的又‘不可形诘'的功能”，张延生又说：“按一般理解，开发大脑潜能的方法就是多记忆多运算、多考虑问题……但道家不是趟的这个路子，古代的圣贤们要厉害得多，他们主张炼道家之功以悟性，悟到元神的所在，并能利用元神发挥元神的作用，完成正常逻辑思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类似通过软程序做些超前预测，便是利用的元神。”
可以看出，张延生这些关于对他预测判断的过程及其依据的解释并没有很说明问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使预测活动显得更加神秘、高深，从而使一般的人更加难以理解、把握的倾向。
张延生对那件姿器是不是成化瓷器究竟是怎样做出预测判断的呢？张延生只是讲他预测判断的过程，但他在这时也是不断地说“是”或“否”，而这些“是”或“否”又是怎样得出来的，他仍然没有说清楚。这样，他虽然讲了他的预测过程——“软程序”运行过程，但一般人还是难以理解他究竟是怎样得出预测结论的。也就是说他这里还有一些潜台词没有讲出来。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潜台词是什么，他内在的思维过程是怎样的。
是不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呢？他判断“否”，这个“否”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张延生本人并不懂瓷器鉴定，但他起码知道成化瓷器的意义（至少求测者要向他作简单介绍，否则他在这里判断、预测就无从谈起），知道成化瓷器是稀世珍器，因而他想：如果这真是一件成化瓷器稀世珍品的话，且是由求测者祖上传下来的，那么其祖上一定是将其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的，其祖辈对其应相当重视，代代相传过程中必定会对这件瓷器的有关情况千叮咛万嘱咐，但到了求测者这一代怎么竟然连它是不是成化瓷器都搞不清呢？由此，可以判定这不是一件成化瓷器。“比明成化年还早？否”——这虽然不是一件成化瓷器，但其品质也一定还是相当不错的，否则，求测者也不会怀疑它是成化瓷器，而成化年间“我国瓷器艺术已能熟练地掌握造型和色彩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能保存至今的青花、釉里行以及霁红、霁青等成化瓷器俱是珍品，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物。”也就是说成化瓷器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应该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此前的瓷器品质相对是不怎么好的，既然这件瓷器品质也不错，它当然不会早于明成化年间了。而虽然这件瓷器不是成化年间瓷器艺术达到颠峰时期的作品，但如果它是成化年间以后烧制而又距今相当久远了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瓷器是一种容易损毁的物品，若它不是极珍贵的成化瓷器，那么一般而言它受到格外呵护而被长期代代相传就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张延生断定它不是明末的，也不是清初的。乾隆、嘉庆是清朝中期的两位皇帝，清朝中期距今年代也比较远了，因而张延生断定它也不可能是乾隆年间与嘉庆年间的。道光是清朝未期的一位皇帝为，这件瓷器是道光帝以后的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张延生断定此件瓷器是道光帝之后，并对求测者说“这顶早是个清未的东西”。由于张延生的这种判断具有猜测估计成份，并不能保证十分正确。故他又对那人说“我不懂文物，只能提个参考意见。”
张延生对这件瓷器的预测并不是根据瓷器本身的各种特点进行的，这一点他本人也说得很清楚：“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我懂或不懂。那个花瓶是一件天衣无缝的赝品，它是不是成化瓷器？我懂文物鉴定也好，不懂文物鉴定也好，不借助于专门设备，仅凭逻辑思维也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其生产年份……这类判断本来就不是大脑进行正常工作时所能产生的。”
张延生不懂文物，但不等于前人、别人也都不懂，所以那件瓷器是不是成化瓷器他是根据别人对它的态度而间接作出粗略判断，而不是根据瓷器本身的特点及瓷器有关鉴定方法等直接得出预测结论的。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在张延生潜意中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显然其思维过程与一般正常的极其清晰、严密的逻辑思维过程不完全一样。
直觉在预测中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通过张延生对《易侠》作者儿子上初中后情况的预测来进一步说明。
《易侠》（224页）说：
“……别的同志与张延生打交道时也有这样感觉，这就是他对某事进行预测时，往往没有占卦，而是张嘴就来，而且越答得快便越准确。
我也经历过这类事。
我儿子上小学时是校足球队的队长，成天泡在球场上，功课平平。1988年初秋，他升到了初中，刚开学不久，我和张延生说别的事时，就便请他预测一下我儿子上初中之后的情况。
‘我儿子上小学时候对足球太着迷了，功课怎么也上不去，他这个月上初一了，你估计一下他的功课能不能上来？’”
张延生预测说，他儿子上初中后成绩暂时上不去，因为他会当班长，其它事务会影响其学习，因而尽管他决心很大，但他在初一的半个学期功课还是上不去。
张延生预测后没几天，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说其儿子的成绩暂时不太好，但只要努力一下就能赶上去，还将冯精志留下告诉他说：“开学已经一个月了，学生底也摸得差不多了，经研究和班里投票情况，我们决定让你的孩子担任这个班的班长，现在征求下家长的意见。”
事实证明张延生预测是对的。但实际上他的预测主要就是凭经验、事理推出来的。这一点冯精志都已感觉到了，认为其中有经验成份。
那么张延生这一次的预测“软程序”又是怎样具体运行的，他那一系列的“否”与“是”结论又是怎样得出来的？
因为冯精志儿子在小学成绩本来就不太好，但既然他有决心搞好学习，而且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他可能不会再去泡在球场上了；另一方面，常见的一种现像是，很多由于贪玩调皮成绩不好的男孩子上中学后由于自控能力增强，不再那么贪玩，成绩会逐渐比在小学时好，而且往往甚至还都超过女孩子，因而断定他儿子成绩不会老提不高。由于初一新生都来自不同小学、不同班级，新的初一班级干部又要重新产生，此种情况下，原来小学各班级中各班干部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而冯精志儿子作为小学校足球队队长，不但在本校各班级中有知名度，而且可能由于平时比赛等原因在其它学校中也有一定知名度，所以新的初一班级要选择有知名度、号召力、威信的学生作为班长，冯精志儿子就极有可能是最佳人选（事实是教师和学生都赞成他做班长），而做班长必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所以又断定其学习成绩在头半个学期不会有很大提高。
预测过程中，直觉思维的作用很关键，只是由于这种思维过程基本都是在潜意识中发生，而且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因而往往就连预测者本人也不能讲清其得出某种判断的根据与内部思维过程-----在前面的例子中，通过预测者本人的认真反省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过程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显然不是十分严密的逻辑过程，其结论也就不是十分可靠的，具有猜想的色彩，这些也正是直觉思维的特点。所以张延生对其预测时“软程序”运行过程描述的简单化并将此种活动归结为一种所谓“元神”的功能，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预测过程中起卦、断卦这都只是一种表面活动，预测术只是预测者借其帮助以展开直觉思维活动并用相关一套规则、术语来表达、说明预测结果的一种工具，而直觉思维即张延生所说的“道家之功”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主要的。《易侠》中下面的一段文字（265页）也能很好说明这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评价《易经》的作用呢？下述张延生亲历的一件事或许可以作一个初步的回答。
有一次他到广州出差，一个青年发明家找到了他。这个发明家获得的专利很多，被称为广州市一大怪。他最近向某工厂转让了一台新设计的切割车床的技术，这种车床每分钟切割近70米，他请张延生占一占技术转让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张延生据他所说起了一卦，一看为革卦，变驳后为随卦，从卦上看是一起一停间要出问题，卦中又有个兑金克着，随即推出这台新车床在起动时重轴会出现裂纹，青年发明家节节称绝，说在厂里的检测结果是正是如此。
这事让张延生想了很久，他受的是工科高等教育，又在工厂摆弄了多年数控车床，从卦象上推出的结果，实际通过经验也可以判断出。每分钟切割速度近70米，这么高的速度，主轴在停机或启动时是容易出现裂纹。他能从卦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对这方面在行。所以‘以类万物之情‘并不能取代万物的具体规律。本原规律通过卦只给出了趋势，而要搞清楚细节必须认真研究各物类的具体规律。”虽然这一段文字主要在于说明《易经》中所包含的一般哲理不能代替万物的具体规律，但张延生“从卦象上推出的结果，实际通过经验也可以判断出”、“能从卦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中重要原因是自己在这方面在行”的认识则也不但充分表明了直觉思维在易学预测中的重要意义，还说明了卦这种符号的确具有很广泛的适用度——在很多情况下随机出现的卦象往往都能比较圆满、自然地根据预测者的直觉对所测之事作出解释，卦作为一种预测符号工具确有很大优越性。
刘正在《中国易学预测学》中介绍了多种断卦方法，其中他最看重并特意将其放在最后介绍的是“灵力断卦法”。他说：“各种断卦方法有几十种之多，以灵力说居其首……所谓灵力，台湾有的易学家称为灵机，实际上专指一瞬间获取的外界准确信息。灵力的产生，与人的思维场之间的相互沟通有直接的关系。灵力断卦法是在集各种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古代不少易学家没有经过特殊的灵力修炼，但由于长期研究《易经》，会偶然实现对灵力的借用，也就等同于《易传》中的鬼谋。这也就是指‘特异感知’的境界。一般说来，达到这一阶段的人，可以通过姓名、生辰、照片、字迹、物件等来进行推卦和断卦。表面上没用《周易》，但实际上是易学的高级素养在起作用。而这又是人体科学、医学界、物理学界力求在21世纪予以攻克的难题之一……灵力，本质是属于人体特异功能中物异盛知的范畴，是科学值得加以研究的——它与古代易学预测应该说有本质的区别。”（刘正：《中国易学预测学》，红旗出版社，1991，第一版，255页）
刘正说得有点玄，实际上他所说的“灵力”显然还是我们所说的“直觉思维”，而直觉思维也不能说就是人体特异功能。
什么是人体特异功能？根据国际上对于此类现象进行研究中的习惯分类，人体特异功能可分为特异感知和特异致动两大类，前者如所谓的耳朵、手认字等非眼视觉，后者如所谓的空中搬物、意念拨表等。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尽管是一个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的科学问题，目前也许还不能下一个最后定论，但大致上还是可以做一个否定性的基本结论的。首先，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违反一些起码的科学常识。其次，有关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司马南当年在北京科技会堂宣布悬赏一百万元征集特异功能人，后来又与美国人合作将奖金提高到一千万元，然而时至今日一二十年时间已经过去，尽管先后有几百个人给司马南打过电话声称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特异功能，但从没有一个人敢去接受严格的测试去领取奖金。真有特异功能为什么不敢去接受严格的测试，却只能以鼓吹“**功”的李**、卖能治病的“信息功能茶”的沈昌等这样一些骗子的面目出现？特异功能是否确实存在都存在疑问，其内在机制就更无从谈起了。一些人往往会有意无意得将易学预测与特异功能扯在一起，这无疑使易学预测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浓厚了。
在源于《周易》的各种易学预测中，技术、方法本身都只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关键的是预测者人的作用，是预测者的直觉思维的作用——当然，技术、方法本身也不是无关紧要，它也有好坏之分，好的方法能更利于开启人的直觉思维，收到好的效果。预测者与预测术间的关系就如同魔术师与其手中道具的关系一样：只有道具而没有魔术师那样的真正才能是不能搞出那么多的千变万化来的；有了魔术师那样的真正才能，其手中的道具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可以替换的，也可以对其进行适当改变的，只要顺手、方便、适用。
比如，李涵辰在其《八字预测真踪》中的有关内容就可说明这个问题，他写到（219页）：
“在学习班（李所办的八字预测术学习班）上，学员看到我预测时，个个喜笑颜开，我断命所用的技巧大家是那么熟悉，人人都有跃跃欲试的冲动，我便问学员：学预测术难吗？大家由衷地说：不难。但回去后，好多来信来电，所有的命局、运年作用关系掌握好了，断事也不‘神’，原因是：没有丰富正确的联想能力。”
有“丰富的联想”，思维才活跃，才容易产生灵感；“正确的联想能力”则是说最终要有比较高的直觉思维能力。
该书作者尽管对八字预测术尤其是他发挥的一套八字预测术看得很神圣、神秘，同历史上很多人一样认为八字与人的命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他在这里总也算是说出了至关重要的实话：八字预测要想准确仅仅掌握了八字预测术本身根本是不行的，预测术本身只不过是一种道具而已。
易学预测能准确，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求测者对预测者很信服，预测者的预测会对求测者产生强烈的暗示作用，求测者便会有意无意地按照预言的方向去行事，结果也能造成事实与预言的符合，出现一些令人惊异的现象。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同时还认为意识能对物质起一定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精神也可以变为物质。由于求测者的“配合”、“自我实现”而使一些易学预测准确应验，这样的事从古到今都有很多。易学预测中一些非常神秘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用这种方法都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有人说，心理暗示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说的就是这种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说明，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别人下意识的影响，我们会不自觉地接受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响和暗示。心理暗示不但会对直接受暗示的人起作用，还会由于情绪、心理场的感染作用使其他更多的人受到暗示。
我们现在再以邵伟华的有关预测来说明问题。
邵伟华开始的时候曾参加过张延生的易学培训班，但他后来的名声远比张延生大得多，号称“易坛泰斗”、“预测大师”。
邵伟华在《周易预测学讲义》、《四柱预测学》、《周易预测例题解》等几部书中反复多次提到过的准确预测中有这样两个例子：一个是1984年年底，他受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之托，对原苏共中央***契尔年科之死的预测（也正是这个案例使邵伟华声名大振）；另一个是1986年年底他对陕西电视台23岁的年轻女记者卢颖将有破身之灾的预测。
我们先说前一个案例。
1985年2月2日（阴阳历12月12日），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在西安会见邵伟华，对他讲：“听说苏联主要领导人苏共中央***契尔年科最近生病了。世界各国对他的生死都十分关心，千方百计搞这项情报。可是苏联保安部门控制得十分严密，各国的情报人员、特工人员只是望洋兴叹，无能为力。至于人造卫生和宇宙飞船，更是没法施展本领。假如用八卦来预测，可不可以有什么信息给测出来？”（张志春、蔡敦琪：《预测大师邵伟华·易学史上的一颗特级卫星》，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邵）伟华说可以预测出来。然后，根据问卦时间进行起卦断卦，最后告诉张震寰说，契尔年科病不会好，会在下一个月也就是阴阳历1986年正月去世。”
后契尔年科夫果然死于来年正月19日。
这个案例中可以说主要是直觉思维在起作用。
根据张震寰介绍的情况，邵伟华立刻就能感觉到契尔年科病得不轻，加之当时虽然我国再有三天就要立春，气候开始转暖，但由于苏联在我国北方还正是隆冬时节，而隆冬时节气温骤降重病之人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因而觉得他不久会死去，但当日已经是阴阳历12月12日，当月时间快过去一半了，因而把死亡时间说成在下一个月，回旋余地大，言中的可能性就也大。
为什么说邵伟华凭直觉就能判断出契尔年科快要死了？这需要提到张震寰后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张震寰同志回到北京以后，二月十七日（阴阳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邵伟华写的，在这封信中张震寰说：“他生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阳历），不知时辰，他病重，活不久了，可早些验证，算好后快告我。”（张志春、蔡敦琪：《预测大师邵伟华·易学史上的一颗特级卫星》，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既然张震寰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都能判断出“他病重，活不久了”，为什么邵伟华就不能呢？实际上，当时苏联对契尔年柯的情况封锁的很严，这本身就说明他的病情很重，否则他肯定会偶尔露一露脸，媒体也会偶尔透漏一点他的信息的。较长时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一定是凶多吉少的，正常的人谁都会估计出这一点的。
至于邵伟华后来说他当时就测出了具体死亡时间是在36天之后（来年正月19日），只是害怕不准确没敢在当时就告诉张震寰，这是缺乏证据的——反正这个情况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全凭他事后一张嘴说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在他断卦过程中可能确实出现过36这个数（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可以用碰巧来解释），但更为可能的是他事后根据实际情况穿凿附会出来的。
另外，《预测大师邵伟华·易学史上的一颗特级卫星》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算出结果，邵伟华反而有点担心起来。他想：几年来我研究八卦应用，从未曾断过死时，万一我这个关于‘应期’的判断出了偏差，将会在国际发生很大影响。那就可能对国家某些决策有些影响，倒不如保留一点儿，不明确指出应期在某某日，只说个最接近的日期，大概就不会有大问题。如此一起，邵伟华便婉转地向张老说：‘契尔年科于阴阳历正月逝世，这是肯定的，至于具体日期，大概在中下旬之交吧。’”就是说，邵伟华虽然没有没敢在当时就告诉张震寰契尔年科要在36天后死亡，但说了个比较具体的时间“中下旬之交”。这是真的吗？“中下旬之交”的时间跨度也就在三五天，如果真是这样，那邵伟华确实应该还是算得准的。但张震寰给邵伟华的第二封信是这样说的：“几封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费那么大力气和时间写那么些东西，要我研究清楚，还要下一些功夫，验证一下，总还是可以的……我给你出的题目是比较难的，因太捉摸不定了，也没关系，试验么，何况条件也不具备。契尔年科3月10日（阴阳历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九日）死的。”（张志春、蔡敦琪：《预测大师邵伟华·易学史上的一颗特级卫星》，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从信中丝毫看不出邵伟华曾经告诉过张震寰契尔年科死亡比较具体的时间。否则，张震寰能不惊呼“算的准”吗？因而，所谓的“中下旬之交”这种说法也是没有证据、不可信的。
鲁迅曾说过，中医都是些有意无意的骗子。这句针对中医的话本身是否正确也许还值得商榷，但是把这句话套用到易学预测上应该说是正确无疑的。我们并不是说邵伟华一定是在有意欺骗世人，他应该是真的相信八卦能预测万事万物，因而他是在下意识地夸大事实、神话八卦预测术。
我们再来看邵伟华的后一个案例。
邵伟华曾对一名年轻的女记者卢颖的命运做出过预测，而且他用八卦预测、八字预测两种方法所得结果都一样，都表明他卢颖在来年三四月份往东北方向去不好，会有破身之灾。邵伟华告诉了卢颖相应的破解之法。但后来卢颖未按他的话去办，在来年三四月份由于工作原因往东北方向去返回途中发生车祸，被撞破前胸而亡——按邵伟华所说，正应“破身之灾”的预测。
卢颖之死预测应验如果不是因为巧合就应该是由心理暗示引起的。
由于邵伟华的名头很大，而且它是同时用两种方法进行预测得出同一结论的，对于相应的预测结果，卢颖不可能完全不予理会。来年三四月份也许是由于实际情况迫不得已卢颖未按邵伟华的话去办而去了东北方向，但她的心里也许一直都是有那种恐惧而惴惴不安的感觉的，也或者她开始时忘记了邵伟华的话只是在往东北方向去返回途中才猛然想起来并感到极度不安的，不论是那一种情况，出车祸前卢颖的精神状况都可能是很不好的，而她的那种不正常的精神状况是有可能通过她的行为、表情、言辞等而影响到司机从而使司机的精神状况也出现非正常状态，从而进一步导致司机操作失误而发生车祸的。
至于车祸发生时车内人的的具体精神状况现在恐怕谁也说不清了，我们的推测尽管终究也只是一种推测，但这种可能性绝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这种推测与实际是符合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就这件事而言，并不是邵伟华预测得准，反而正是邵伟华的预测本身导致了预测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是预测本身害了卢小姐。任何预测结果都有可能对人的未来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也是可以认识的，任何神秘的不可知论都是应当反对的。被一些人有意无意说得神乎其神的周易预测其实都是可以认识理解的，并不神秘。概而言之，周易预测之所以常常也能够比较准确，不外乎这几种原因：
一、巧合，客观世界大小、性质各异的事件无数，其中有些事件、事件系列的巧合能达到非常令人吃惊的程度；
二、发挥“旁观周者清”和预测者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之优势进行合理的推理；
三、善于捕捉一些相关的蛛丝马迹、稍纵即失的信息，发挥直觉思维能力；
四、强烈心理暗示的作用。
在准确应验的预测案例中，属于这四种情况中第一种与第四种的是少数，属于第二种的也比较少，多数的应该属于中间的第三种情况——易**的直觉思维现象也是比较复杂和值得研究重视的，是易学预测中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成分。关于易学预测的本质刘大钧在其所著《纳甲筮法讲座》中也说：
“这就是古人所谓‘筮无定法’。可见论断所占事物的吉凶，并不以卦中利与不利因素的数量多寡为据。这其中除了对‘纳甲’筮法机制的大要不能失之太远外，其对事物吉凶的推断，有些高明的断卦者常有凭自己多年解卦而悟出的经验与秘诀。而这些经验与秘诀是由断卦人的学识、他对‘纳甲’规律的认识、他本人的德性修养和先天宿根中的悟性以及一时灵光闪现等共同组成的。至于卦体中的‘世’、‘应’、‘飞’、‘伏’及克冲、刑害等制约因素，往往在解卦者手中只起参考作用，甚至有时只是个幌子，是对他的经验与秘诀作出解释的形式和套子——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所例举的古今人的筮例中已多有发现。”（刘大钧著《纳甲筮法讲座》，广西师范出版社，2010，第二版，127页）
作为一种占卜活动，那么总体而言，易学预测的准确率问题究竟有多高？
从求测者那里获得必要相关信息是预测者作出比较准确预测的关键，但在有些情况下预测者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或者不能从中提取到有效信息，那么预测就难以准确，这种情况应当是经常出现的。由于很多情况下所要预测的问题都很简单，答案无非是吉或凶、肯定或否定两类情况，因而根据概率论一般情况下易学预测的准确率在50%左右（其它的情况下则达到50%都比较困难），只是由于在很多情况中预测者也并非仅仅只是根据随机出现的卦象而信口开河，完全是瞎猜，而是有积极的直觉思维活动参与其中，因而一般情况下总的预测准确率超过五成达到六七成甚至更高一些都绝不是没有可能的——具体准确率由预测者的不同水平决定，因人而异。孔子就说过：“吾百占而七十当。”（帛书《易传》）今人张志春则说：“根据我们的初步实践经验，奇门预测（奇门遁甲预测术）如果掌握得比较好，比较熟练，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是问题不大的。所谓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测一百人或一百件事，有百分之七十或八十以上是准确的；二是测一个人或一个人测多件事，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事或一件事在百分之七、八十程度上是正确的。”（张志春著《神奇之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第一版，416页）
既然易学预测的准确率从理论上说根本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那么对于肆意将预测准确率夸大到非常之高者就是绝对不能相信的，正如刘大钧所言：“占之而时有不验是绝对的，占之而能得验只是相对的。古今筮书中，凡宣称自己所占之卦皆百分之百得验者，基本上可不必置信。”（刘大钧著《纳甲筮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二版，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