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过镇子，上了分洪堤，这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平日里频繁的车来车往，使得这条土路的表层路面变得柔软松散，每一步落脚就像踩在面粉上，尘土四处飞溅，一步一个脚印。
月光倾斜而下，俯瞰大堤两边，堤外，宽阔的河道几近干涸，杂草丛生的空隙间，零散分布着一些低洼水塘，水塘里依稀折射出几盏渔火，那是附近村民的养鱼小副业，分洪道内汛期无常，那些水塘都是“看天收”的了；堤内，防洪林、田野、农作物、房舍都铺上了银色，一切都在静止状态，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显得深邃空渺，只有远处那些低矮房舍里透着一丝暗淡的灯光和偶尔传来几声犬叫。
我在匆匆行路，夜静四方空，月亮走我也走。不觉间，前方的夜空有了一片灯光映衬的景象，我离县城不远了。此时，口干舌燥更增添了疲惫，忽然，我听见堤下有潺潺的流水声，便循声走下大堤，发现是一处涵洞，洞口水雾弥漫，水流哗哗作响，我连忙蹲下身子捧水饮入口中，虽然觉得气味口感有些不对，可口渴难耐，接连又喝了几口。过后，我才知道，那是县城里排出的生活废水，有过净化处理，月光下都是亮晶晶的，但还没到饮用标准，我是先行先试第一口。不管怎么说，我算是又喝上了“城市水”。
分洪堤的尽头是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我用仅剩的五毛钱就近买了两包瓜子，将瓜壳带瓜仁一并放进嘴里咀嚼，瓜壳的甜味和瓜仁的香味可以暂时缓解我的饥饿感，胜利在望，我沿着马路边沿加快了行进的步伐。
眼前的灯火逐渐密集起来，视线也亮堂多了，马路两旁的路灯高高耸立，车道隔离栏排列整齐，车辆不时从身边驶过，已经到了县城的边界，我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可是慢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乡下呆了大半年，县城的市政建设发展很快，道路交通变化很大，眼前的方向出现了“乱码”。 在县城上学的时候，大哥管束比较严厉，基本上就是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很少能出去和同学逛逛，好不容易等放寒暑假了，大哥又要我留在家里和侄儿一道温习功课，不许出门。所以关于出城和进城的路线，我有些生疏。
我只记得大哥当时的单位在一条巷子里面，究竟是哪一条道儿去往大哥家呢（当时很多单位的办公楼和职工住房都在同一个院子）？我本来就属于路痴与路盲，方向感不强这一类，再者这晚上的“路感”与白天又有很大差别。站在十字路口，我有些无奈。
从乡下偷跑出来是中午十二点过后，现在约莫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脚底的酸胀感顺着小腿一阵阵往上涌，都有些站立不住了，如果还要再一路一路地找，我不如找个墙角旮旯蹲到天亮再说。
没有BB机和手机的年代是比较尴尬的，那时连家装电话都不普及。想找人问个路吧，路上行人寥寥，各单位的门岗也是戒备森严，你还没走近，很大的吆喝驱赶声足以让人惊吓止步。
所幸，一阵自行车铃声从身后传来，转头一看，有三辆自行车与我同向，借着路灯亮光，看得出都比我年长，车上都搭着大包小包的，我鼓起劲问了一句：“师傅，请问县药监所往哪边走啊？”
最年长的人刹住车，用一只脚点着地，看看我，又扭头盯着其他两人，问道：“什么单位？卫生局吧？”其他两人茫然地摇摇头。
我赶紧补充：“不是卫生局，地址在城乡渠那边，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方向了。”
“噢，城乡渠啊！道路当中有一条臭水沟，两边是楼房的？”最年长的人随即答道。
“嗯嗯，就那里，在路段的中间位置。”我急忙应声说。其中一个同行的人听了“呵呵”笑说：“那边在整修呢，清淤泥，放排水管，我们就在那边干活，哎哟，臭死了。”
“你要去那边？来，我们顺路带你过去，你走过去还有好长一段路咧，哎，你俩把行李挪一下，搭上他吧。”年长的人很爽快地吩咐说。
我坐上了自行车后座，感激之情涌上心头，庆幸遇上了好心人。一路上，他们依旧谈笑着各种趣闻和明天的活路安排，丝毫没有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我当成拖累。那三个陌生人“雪中送炭”的情义，一辈子都留在了我的心里。
很顺利地到达了城乡渠路口，他们在工棚放下行李后，又让最年轻的小哥打着手电筒绕过堆积的淤泥，紧贴墙边，把我送到了大哥的单位门口，我再三道谢，待人家离去后，我摇了摇铁栅栏叫门，门卫认识我，我进入院子敲开了大哥家的门。
“你来啦！怎么来的？吃了吗？”是大嫂开的门，她穿着睡衣，打量着我，尤其看到我从鞋面到小腿裤子都沾满着厚厚的灰尘，表情十分惊讶。
“大姐，我好饿。”我之所以称呼大嫂为大姐，是因为当初跟着他们生活的时候，大嫂就说过，叫嫂就见外了，叫姐才亲切，这么多年就这样一直叫她大姐。
“好好好，我先给你炒饭去！勇娃刚睡觉（侄子），你大哥下乡镇出差去了，明天回。”
大嫂炒饭去了，我疲倦地坐在饭桌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乡下的母亲很疼我，也理解乡下的二哥活得很憋屈，两边都牵扯着我的心。但投奔县城，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害怕农村，特别是乡下那种每家每户屋后的敞口茅坑，不是屎尿快要落到裤裆，我都会“宁死不屈”忍着，加上对农活一窍不通且没有丝毫兴趣，那样下去对我来说还是“死路一条”。
大嫂对我的关爱视同自己的孩子，她与大哥同年，也大我20岁。读书时，物资匮乏加上他俩工资水平也不高，平时难得的鸡汤、炒猪肝、红烧鱼，都是侄子与我同份，不分里外亲疏，当然，我也知道体谅，假装自己吃不下，尽量匀给大哥大嫂。回返县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没把自己当外人，我要跟着他们，还很固执。
大嫂炒了一大碗鸡蛋饭，我狼吞虎咽消灭得干干净净。大嫂又连珠炮似的问我：“家里没事吧？你是怎么来县城的？娘知道你来这里吗？”
“家里没事，我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娘不知道，我腿好酸，好困。”我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搓揉着小腿。
“啊，你走来的？煤炉上的提壶里有热水，你快些去洗，早点睡，换下来的衣服放在椅子上，等我明天一起洗。干净衣服在原来的柜子里，有什么事等你大哥明天回来再商量，不着急啊。”
大嫂是一位通情达理的贤惠女人。虽然从小在县城长大，却没有一点城市女子的娇惯与蛮横，她和大哥结婚后，任劳任怨，勤俭持家，等到侄子出生，母亲因为要照顾父亲和我，不能上县城帮他们带孩子，大嫂不但没有怨言，还与大哥节衣缩食，挤出一点粮票和钱款，接济乡下的我们。对乡下来的老家亲戚，大嫂都是热情迎进门，款待送出去，没有一点厌烦与嫌弃，她有着善良大度的淳朴性格。我跟着他们生活了七八年，体会深刻。
四
乡下的母亲一夜未眠。天黑前，她和二哥才从地里回家，二哥还嘟囔着我没有做晚饭。母亲以为我出去玩了，没吭声，她点燃灶火，刷锅炒菜做饭。
等姐夫带话过来时，母亲和二哥刚吃完饭。姐夫话没落音，母亲就跳了起来，对姐夫近乎吼道：“你是个苕货啊，不晓得把他拉回来，这一趟路好远，他怎么能走得到啊？老二，你听着！幺儿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子饶不过你。”说完，看着黢黑的屋外，泪珠直往下掉。
姐夫安慰母亲说：“哎呀，没事的，估计老幺说气话的呢，那么远的路程，哪能说走就走的，镇上不是还有亲戚吗？恁大的人了，别人又拐不走，有啥担心的。您也是太娇惯老幺了吧，好啦，再多说，您又该骂我了，回去了啊。”
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姐夫还是训我，几十公里路，黑灯瞎火的，你还真走过去了啊，当时呼了你一巴掌，你不记恨我吧？在你那个年龄，能有你那个浑劲的，全村就你一个！
姐夫还说，母亲整夜没睡，不断地唠叨，还跑到生产大队的卫生所，想托人家挂电话到县城大哥的单位问问消息，但被人家三言两语打发了。这也不怪人家，那时候电话是稀罕东西，往哪儿挂电话都要通过总机分段接转，更何况是深更半夜，咋打得通呢？母亲不依，扯开嗓子和人家叫喊了半天，搞得附近乡民都知道了，二哥吓得第二天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后面我和二哥各自成家立业，偶尔相聚小酌，我们都避开这个过往细节，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假如那个晚上，我出了意外，二哥因此背上思想包袱做出什么举动谁也说不准。二哥是个老实人，他一生命运多舛，种过田、修过电器、培育过蘑菇、养过鳖虫和鳝鱼、摆过早餐摊……他有过很多理想和抱负，都得到过母亲毫无气馁和无怨无悔的支持，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乡邻说他丢西瓜捡芝麻，一山看着一山高，没有定力，缺乏耐心。按我的分析，二哥是时运不佳，天时地利人和与他都没有沾上边，年代和家庭的限制，他没法放飞自我和勇往直前。
母亲是个有主见的人，她比父亲小近十岁，十八岁“自由恋爱”嫁给父亲后，次年生下我大哥。我父亲当时的职业是供销社赶骡马板车的搬运工，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副业”身份——银匠手艺人，母亲看中的是他的“副业”，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母亲认为嫁给父亲什么时候都不愁没有饭吃。听说父亲曾攒下一点金银积蓄，后遭遇坏人上门抢劫，连一点银屑粉都给卷走了。
记忆中，父亲的副业做的都是加工活，就是把人家拿过来的银制品熔化后，再打磨成项圈、长命锁、手镯、耳环、铃铛等银饰配件。父亲手艺好，在周边村子有不错的口碑，口口相传，互相介绍，所以他常常能接到一些私活赚点加工费。在那个时代，父亲的这一份副业收入对于贴补家庭生活开支非常珍贵。后来，国家对金银制品管控很严，父亲只能关起门偷偷摸摸做点副业了。
可惜二哥对父亲的手艺兴趣不高，没有继承，不然，等到改革开放后的好政策，二哥的人生一定会改写。
好景不长，我们家被就地安排下放到农村后，母亲被迫冲在前面成了“一家之主”。因为父亲除了那点不能公开的手艺，对干农活一无所知，再者他身体状况很差，干不了重体力活。当时，大哥和二哥都在读书，农村集体的活路都是母亲带着十几岁的姐姐在顶着。家里缺少劳动力，不但挣不了多少工分，还年年超支，也就是倒欠生产队的粮款。
母亲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陡然变重了，但她从未有过畏缩和胆怯，绝不会在乡亲们面前倾述自己的困难。她白天忙生产队里的农活，夜晚去临近的湖畔割芦苇，天亮前一捆一捆背回家，再编芦席换点家用；等到稻谷收割季节，她也是等待天黑后借着月光去地里拾稻穗，回家再碾下谷粒；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米下锅了，她顶风冒雪到离村子五里地以外的其他村庄乞讨……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往前度，母亲是一个既天性自尊又能适时放下眼前颜面的农村妇女。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亲性格耿直，能说会道，热心快肠，加上具有一定的觉悟，所以曾被推举为贫协代表。据说当时拟作为妇女干部培养，但她缺少文化，不识字，提干上不去。不过她有着很高的工作积极性，落实组织交办的事情有效率，苦累无怨。也因此，我大哥中学毕业后，被推荐为当地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职工。这些事，都是我长大成人后，母亲和我聊家常时告诉我的。
据说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学费免交，政府还会发放一点生活补贴，不过其他方面的开销需要自理，大哥知道家里困难，所以读书时非常节俭。每逢周末，大哥要么在当地的供销社找点搬运工的活路，要么约上家境同样困难的同学下湖泊采抽藕尖或摸鱼，卖给饭店换点小钱。等到放长假回家时，他就把生活结余和打零工赚来的钱交给母亲，而母亲每次只会给他备好一样东西：咸菜或腌萝卜。
70年代末，即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农村，父亲由此郁郁寡欢。因为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又多了我这张“小闲嘴”，父亲认为一旦实行包产到户，仅靠母亲和二哥两个人干活，超支问题会更加严重，家庭的生活将面临更大困难，他整天唉声叹气，积郁成疾，终于不治而去。
大哥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工作，结婚成家时，大哥在乡下买了点杂木找木匠做了一张床和两个柜子，同事们赠送了一些日常用品，加上大嫂陪嫁的两口皮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家当。由于家境困难和路途不便的原因，家里没有人去县城参加他的婚礼。我上县城跟着他们生活之前，大哥和大嫂总共只回过两次乡下的家，一是结婚当年回家过春节（新媳妇见公公婆婆）；二是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三口回去奔丧。这无关良心与孝心，在那个年代，交通条件落后，下雨或下雪就出不了门，再者往返费用都要再三掂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好在，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艰难的岁月没有一如既往地往前延伸。50年代大哥和姐姐、60年代的二哥、70年代的我，历经三个年代，我们见证了时代的慢慢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