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岭的名称来自于在赤岭街的东南头有一座突兀的红色小山。大概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吧，来了两个日本人，仰望着这块满身坑坑凹凹且形状极不规整的小石头山，叽里咕噜地说了好一阵子，还深深地弯下身子对着石头山不停地鞠躬。听知情的翻译说，这两个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他们说这座小红山叫陨石，是天外来客，非常珍贵。当地的人一听说这红石头山是天上掉下来的，那可是吃惊不小啊，立刻就有人说他有天黑夜看见这石头山冒蓝烟；还有的人说他夜里路过这里时，看见石头发着红光；还有游方道人说，摸一摸这红石头山能治心口疼病。于是人们对红石头顶礼膜拜起来，没多少年这石头山顶最大的那块石头就被人们摩挲得溜光了。
父亲说，他到赤岭街念初中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儿也是去看一看这块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红石头山，甚至在摸它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别让它电着，身上或许要有一种酥麻的感觉。然而，当父亲真的到了赤岭街里，来到红石山前却大失所望，不但这山没有想象的那么伟岸，就是手摸上去，也只是冰凉冰凉的，和别的石头没什么两样。它静静地趴在土里，从小腾格里吹来的沙子埋没了大山的一角。
从红石头山往西大概有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青山寺，听说是建在清朝嘉庆年间。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地方志的人们说，青山寺香火最盛的时候有七十多位和尚，有五十多顷地的庙产。后来，这青山寺渐渐地冷落起来，绝大多数和尚都还俗成了家。1963年，父亲上中学时，曾邀了几位同学上青山寺玩了一天，那时还有一位老和尚在看庙。他记得当时进了正殿，看到那些佛像，背后直冒凉气，心里面很害怕的，立刻联想到奶奶给他讲过的那些妖魔鬼怪的故事。父亲还记得当时他和几位同学是从寺院院墙的一个大大的豁口走出来的，豁口旁并没有墙体坍塌遗留的砖石，那一定是有人故意将寺院墙扒了一段，去垒自家的院墙或猪圈了。
爸爸又说，青山寺佛院的尊严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就被人们破除了。1960年，赤岭街要盖劳动人民文化宫，盖到一半儿时，砖石供不上了。县长写了一个条子，让人上青山寺去取。于是，人们不但扒了寺院的墙，还扒了青山寺的东偏殿。大块的青石条、方方正正的青砖终于把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垒了起来。
爸爸还说，他是1966年从赤岭街辍学回到了黄帽子坟村。刚进头伏，漠北的人们就觉得热得不行。任三爷抻了抻脖子，在树荫凉里来回走动着。他一只手掂着他的那根二尺来长的旱烟袋，一只手抖着汗津津的褂衩调侃说：“是火神爷那家什下界了吧。”要是早先的时候会有人搭腔和哄笑了。但是这一天，像是人人都有心事儿似的，谁也没接任三爷的话。半天，还是赵老蔫冒了句：“起早我媳妇心口疼，我哥赶着队里的马车送她上赤岭了。”这句话似乎又将这闷热的空气炸出点儿火星来。任三爷转过脸问了句：“你媳妇咋的啦？”木匠刘三说：“来回再加上看病总得半天的工夫。”曹树林眯着小眼睛笑着说：“半夜三更的，老蔫把你媳妇交给你哥，心够大的了。”翠花婶朝地下吐口唾沫说了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突然，孙大裤裆转过脸去问我爸爸：“听说你们学校打起来了？”话音未落，曹树林急切地打断孙大裤裆的问话说：“老五哥说话要讲立场！”
这个叫曹树林的人也是最近几天从赤岭街回来了，个子不高，即使最愚笨的人瞅上他一眼也马上能记住他身形的特征。他从上到下简直就是一个尜的组合体，脑袋不大，两条腿很短，相对比胸围、腰围要粗一点。脑袋呢，上头尖一点儿，下巴尖一点儿，颧骨高一点儿，面颊肥一点儿，小眼睛不大，却光亮有神，行动起来很灵活。漠北村最大的头头儿魏金山说，曹树林是漠北最有能力的人，他上县里当干部是给咱漠北增光添彩。魏金山还把自己的一个亲叔伯侄女许配给了曹树林。曹树林今天上身穿了件背心，下身是条洗得有点儿发白的蓝色制服裤，光脚穿一双黄胶鞋，头顶上的小分头还是那么板板正正，与大柳树下的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知道吗？”曹树林没直接把话说出来，故意卖个关子。
他滴溜圆的眼珠将众人扫了一遍，才扬起一只手指着赤岭的方向，然后才恶狠狠地说：“砸个稀巴烂！”看曹树林那回转过来的手掌马上靠近孙大裤裆的鼻子，孙大裤裆本能地向后一闪身。翠花婶有点儿气不过地顶了句，“啥四舅五舅的，我只有一个大舅，谁给我砸砸看看，我不把他卵子捋下来当球踢！”许多人这才“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这工夫，听赵老蔫喊了声，“我哥的大轱辘车回来了！”
土路上一溜烟尘，一辆四套大马车疾驰过来。这车可是漠北村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车轱辘是橡胶的，里面衬着胶皮胆，需要打足了气才能用。我爸的干爹赵大嚷嚷似乎是漠北村车老板的***，其次就是他兄弟赵老蔫。赵大嚷嚷身材魁伟，身板磁实，长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那面庞那胳膊那身躯黑黢黢硬梆梆的，似乎任何一个地方掰下一块来都能把地砸个坑。他浓眉大眼，样子一点儿也不难看，只是二十八、九岁了连个媳妇也没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