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西单总是熙熙攘攘，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拥挤得一塌糊涂。二十年前是这样，二十年后还是这样。我特别讨厌拥挤，但每个周末又不得不融入这个北京城西端最拥挤的地方。在这条上了年纪的长街上，车辆密不透风地紧挨着，我的白色广汽就排在这一串好像永无边际的车流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车里蔓延着一股难闻的烟味儿，几个年轻人簇拥在红绿灯下面抽烟，烟雾顺着秋天的凉风就飘进了车里。我只好摇上每一扇窗户，我不害怕二手烟，因为我的呼吸道和肺泡都已经很老了，不缺这一口半口的点缀，但我儿子还坐在后座上。
“你先下去吧，这路口不定堵到什么时候呢。”
我看了眼后视镜，儿子正扒着玻璃往外张望，我说话时候也不看我，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听见了吗？”
我故意提高了声调，小家伙如梦初醒似的赶紧提留起身旁的书包。
“从右边下，注意看车，别丢三落四的啊！”
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我儿子丢三落四与否我已经不在乎了，我花了不少钱，给他报了奥数班，每周末还驱车十几公里送他来西单，对于一个当爹的来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做什么了。
每次来西单，望着那些纵横交错的过街天桥，脑袋里总会翻江倒海起来，回忆的死海里狂风大作，一浪高过一浪。
二十年前，我还是个漂亮小伙子，留着棕色的卷发，挽着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就在这一带溜达。那时候北京的风还很暖和，迎着风，我抚摸她的头发，然后顺着光滑的脸蛋慢慢往下。在复兴门外大街的昏黄路灯映照下，我跟她大声地讲自己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我说我太爷爷是清朝大员，我太奶奶是袁世凯的三姨太，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关系，但那姑娘也从来不质疑我，好像我说的都是真理。
二十年后，我每个周末还是会来这儿，开着一辆跟我一样老的白色广汽。我记得在这条街旁的某栋建筑里蜗居着一个老太太，她是算塔罗牌的，二十年前我就跟那个姑娘去拜访过。我牵着她细嫩的小手，撩开棕色的亚麻门帘，老太太就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满脸的褶子堆在一起。
“她是一个女巫。”
老太太把我拽到一旁悄悄跟我说，时不时地还拿一对浑浊的眼睛盯着女孩看。我当时没搭理她，甩给她二百块钱就拉着姑娘走开了。
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然后我生了一场大病，整天蜷缩在被子里，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的夕阳，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宿命。
“嘀嘀嘀！”
一阵急促的鸣笛声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橙色的路灯把夜色打在我的瞳孔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很温暖。前车已经甩开我很远了。
“催你妈呢催！”
我把头探出车窗冲后面喊着，尽管我根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按的喇叭，但我活了快四十年，娶了女人生了孩子，在这座城市里我没必要看任何人的眼色，除非他们给我钱。
踩了踩油门，我在离前车十厘米左右的地方把刹车一口气踩到底。在惯性的作用下，我的屁股从坐垫上跳了起来。在这一瞬间，我决定再去拜访一下那个算塔罗的老太太。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叹息的声音，
“做指甲呢，干嘛呀。”
“我一会儿不去接壮壮了啊，你去吧，你们娘俩捎带手在外面吃个饭，不用管我了。”
我用脸颊和肩膀夹着手机，两只手握着方向盘。小时候我爹开车拉着我去上课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我妈打电话的。
“抽什么风啊你，我这不定什么时候完事儿呢。”
她说话的声音很尖，像梅花针一样扎着我的耳朵。在车窗外晚风的吹拂下，我的大脑飞速转动以编纂合适的措辞，
“刚才李主任给我打电话，有个文件，我得回单位一趟······”
“今儿不是礼拜日吗？”
背后又传来一阵短促而激烈的鸣笛声，我轻轻点了点油门，一辆宝马插在了我前面，我得跟它保持点距离，。
“那没办法呀，我又不做主······”
电话里的女人厉声打断了我，
“你怎么那么好使唤啊，让你干嘛你干嘛，你们单位是没别人了吗······”
没等她说完，我已经把电话扣在了副驾驶座上。女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不过没关系，她一会儿就会乖乖挂掉的。两个小时后，她还会沿着既定的路线来这里接走我们的孩子，打车或者坐地铁，反正我了解她，没什么可担心的。
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我需要立刻找个地方把车停下来，路边永远在贴条，公路的两侧是属于交警的。他们总是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强打精神走在街上，机械地给每一辆白线外的汽车贴上罚单，然后坐回警车里，习惯性地打着喷嚏，忍受整座城市的咒骂。
停车场也很贵，那些两米多高的入口就像吸血怪物张着的大嘴，把我和我的白色广汽一股脑地吸进去。停车场就应该按照车的好坏来划分收费标准，让那些开跑车的年轻人多流点血，他们有的是血，他们老爹也有的是血，要是能多收点他们的停车费，少收点我的，那大家早就共同富裕了。
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像我的生活。白色广汽已经开始叹息了，我只好开着它冲进了一座地下车库里。“12元/时。”红色的收费标牌在车灯的照耀下反射着刺眼的光，闪的我根本看不清写着限速的圆形牌子。好像正卖力地提醒我：开得快点撞着人都没关系，但一定要记得交12块钱，一分不能少！
把车停在垃圾桶旁边，我坐着电梯上了楼，一股熟悉的气味飘进了鼻腔，重庆小面，我记得很清楚，二十年前我跟那姑娘吃过这家小面。闻着这股辛辣的气味，鼻子顿时变得酸酸的，眼前竟然模糊起来，人越来越老反而没出息了，眼泪也越来越不值钱。
我记得那个算塔罗的地方是很小的门脸，但回忆是骗人的妖精，就像马尔克斯说的，回忆总是会故意夸大那些美好，而掩盖悲伤与痛苦。永远不要信任自己的记忆，这是我活到而立之年唯一悟出的道理。
“您好，”
我拦住一个小伙子，他戴着黑色的口罩，看眉眼大概不到二十岁。他还牵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也戴着黑色的口罩。我很诧异，在我跟他们一边大的时候，疫情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候我们是被迫戴口罩的，要么遮住自己的脸，要么被病毒杀死，没有商量的余地。如今二十多年都过去了，戴口罩竟然成为了一种风尚。
“请问一下，您知道一家算塔罗牌的店在哪吗？”
小伙子吃惊地望着我，紫色的瞳孔里闪过一丝惊愕，随后他扭过脸去，跟身旁的姑娘交换了一下目光，
“不好意思哥们儿，我不清楚。现在谁还算命啊，有啥不满意的你多花点钱改改自己的基因呗。”
“啊，是嘛，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哈。”
我就差给他鞠一躬了。小伙子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您去那边看看吧。”
他指了指不远处厕所旁边的一扇玻璃门，说完，就拉着姑娘走掉了。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发现那女孩的眼球也是紫色的，看来他们俩的基因是情侣款了，挺不错的，我暗自琢磨。
顺着他刚才手指的方向走去，我确实发现了一家不大的门脸，推开玻璃门，一个老太太正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把小凳子上。
“是你啊，”
她冲着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了一起，
“找个地方坐吧。”
一副纸牌被她握在手里，像是玩斗地主那样摊开着。这小房间很窄，而且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样子了，那时候门口有一面棕色的亚麻帘子。
“您还跟原来一个样。”
我从房间的角落里搬了把凳子坐了下来，就坐在她不远处。
“不一样了，人总是会变的。”
老太太抽出一张牌，扔在面前的木地板上，是一张梅花K，然后她把那一把纸牌扣在了大腿上，从小凳子旁取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瓶盖吹了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挺欣慰的，因为这家小店还在，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也在。但又觉得开心不起来，二十年的时间，扔几张牌就过去了，等这一把牌都按顺序打完了，就该重新洗牌了。
“你很幸福。”
老太太嘟囔着。她把脸埋在保温杯里，我听不太清她说话。
“幸福？真的吗？好吧，你说是就是吧。”
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从我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传来。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掏出手机，果不其然又是那个女人。按下绿色的拨号键，我把手机放在耳朵边。老太太忽然开始盯着我看，估计是因为我看上去有点太不耐烦了，我永远管理不好自己的面部表情，要不然也不至于当半辈子副科了。
“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又是梅花针般熟悉的叫声，
“没听见，在外面呢，太吵了。”
“林轩，你长本事了是吧！抛妻弃子的，好意思吗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特别想笑，不是嘲笑，是被逗乐的那种笑。就像三里屯的脱口秀剧场里爆发出的笑声。
“我当年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男人？上次在南京，你还把我一人扔在地铁站里，你就是这副德行，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那都快十年前的事儿了，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别管我喝不喝酒，你管不着！晚上你也别回家了！”
说完，电话那头就没了声响，她把语音通话给挂了。我抬起头，老太太正面带微笑地打量着我。
“你长大了，长得很结实，像个男子汉。”
她盯得我发毛，像是被一个幽灵缠住了，我觉得浑身发凉。
“她很爱你。”
说着，老太太把保温杯放在脚边，重新拾起那一把纸牌，扔了一张红桃3在地板上。
“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哦，你说我太太，我们一直挺恩爱的，挺好的。”
我冲着老太太笑了笑，一种浮夸的职业假笑。我说过了，我并不擅长表情管理。
“但你不爱她了。”
老太太抬起眼，意味深长地瞥着了我一下，转而又低头摆弄起她的纸牌来。
“你不是算塔罗牌的么，怎么开始弄纸牌了。”
我有点生气，她这是在诽谤我，一种毫无根据的胡诌，在法治社会里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并不是一个安分的男人。”
她没搭理我，依旧低着头自顾自地摆弄着那一把纸牌。她这副高高在上的作派真给我气笑了，
“照你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分的男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分的人，男女都一样，那些看上去安分的人，只是因为他们能力有限罢了。”
见我没理她，老太太再一次抽出一张出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翻了个面，是一张方片6，我看得很清楚，然后那张牌也不出所料地被扔在了地板上。
“好了，结束了。”
她把纸牌叠成一摞，放在保温杯的杯盖上，然后坐在板凳上伸了个懒腰，我听见了颈椎摩擦的清脆响声。
“什么结束了？”
“你的命运。”
她不紧不慢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那对支撑着她全身重量的腿是畸形的，像是美国费城街头吸毒过量那些人一样，往外弯曲成一个诡异的角度。
“说什么呢？什么意思？3加6加上13，你说我的命运只到二十二岁？”
“就是这么回事。”
“你老糊涂了吧，”
我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已经三张多了，三个月前我就三十八岁啦！”
老太太艰难地扭了扭腰，从墙边取过藤木的拐杖，一瘸一拐地向里屋走去，
“是啊，你已经三十八了，说不定你能活到六十八，你的儿子也不是个安分的人，他可能会让你当爷爷，也可能送你进敬老院，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就能活到八十八，就权当是给那二十二年的命运还债吧。”
说完，她发福而衰老的身躯就在一扇漆成红色的木门后消失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有一种冲动，但又不真切，就仿佛有人在三更半夜杂碎我家的窗户，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只是为了逼着我跳钢管舞似的。
这时候，手机又响了，
“干嘛呀，有完没完啦！”
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烦躁，跟一个无理取闹的人说什么都没用，要么妥协，要么就抵抗到底。我已经妥协了二十年，这次我说什么都不会再退让了，如果生活是一场赌博，那我现在要压上自己的全部身家，我的身体，我的尊严和我的生命。
“爸爸······”
一个细小而温和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壮壮？怎么了，你妈妈接着你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了细微的抽泣声，像一只受伤了的小鸟在轻轻呜咽，
“爸爸······妈妈······妈妈离家出走了，外面很黑，爸爸，我害怕······”
“好孩子，好孩子，你别怕······”
仿佛屁股底下通了高压电，我一下子从板凳上蹦了起来，举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颤抖，
“你现在在哪呢，你在家还是在课外班？”
“在家······”
儿子阵阵柔弱的啜泣声刺痛了我的耳膜，大脑里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震颤，下一秒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
“妈妈什么时候出去的？你告诉爸爸。”
一边说着，我一边推开玻璃门往外走，走着走着，干脆跑了起来。
“就······就在刚才，她好像喝了好多······好多酒，她说她再也不想看见你了······爸爸，妈妈是不是以后永远不回来了······”
“不会的啊，乖儿子，你等着爸爸，爸爸这就回啊，这就回来了。”
我小步向着安全通道跑着，攥着手机的手似乎使不上一点力气。
跑到地下车库，手机没了信号，儿子的啜泣声也不再清晰，我挂断电话，从裤兜里掏出车钥匙按了按银色的金属按钮。白色广汽像一位忠实的老仆人大声喘了喘气，如果生活是一场赌博，这一次我还是先妥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