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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华夏，合作之晶，缔造何光荣；同心同德，努力苦干，众志以为城～”
一个凄婉的声音轻轻升起，打破了这凝固的肃静。不知道是哪个女生，轻轻哼唱起了《华夏大学校歌》，带着哭腔和抽泣，华夏大学合唱团不约而同，再次轻轻唱响了《华夏大学校歌》：
“华夏华夏，学府之雄，气祥何渊宏；鼓铸文华，镕汇学术，万壑朝其宗～”
在场所有的人，饱含热泪，轻轻地唱和：
华夏华夏，革命先锋，使命何崇隆；唤起民众，复兴民族，禹域之洪钟；
愿我同仁自强不息，乾健以为神；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进步永无穷。”
歌声中，鲁思霞轻轻拂去梅教授嘴角的血迹和脸上的雨水，抱起教授渐渐僵硬的遗体，向文昌殿内缓缓向去~
文昌殿被布置成梅教授的灵堂。每天，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文昌殿外，外文系戏剧班在校的同学临时赶排了英语话剧《万世师表》，用来纪念这位五四时期学衡派文学的主帅，这位一位精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大学者。
用外语演话剧，是华夏大学的一个创举。梅教授在教莎翁课程时，套用哈佛大学的教学方式，成立外文系戏剧讨论班，并亲自任总顾问，这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是个创举。
看着剧中展现梅教授的种种情节，回想起梅教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竭尽全力投身教学，关心学生学习生活，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有才华的学生，倾囊相助外出学生的旅费，为住院动手术的学生募集药费，冒险营救参加革命活动被秘密逮捕的学生的一幕幕，扮演着和观看者都泪眼长流，有时演出被迫中断，台上台下，都为失去了一位恩师而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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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是梅教授出殡的日子。
行列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鲁思霞。他披麻戴孝，举着一幅巨大的先生画像，以学生和子侄的双重身份，送别梅教授。
因为送葬的群众实在太多了，所以前面已走了半天，梅教授的灵柩由体育系的8男生轮流抬着，不是有学生哭着插进来，抬着灵柩送先生一程。更多的是低着头，流着泪，衣袖上缠着黑纱、胸前佩戴白花的男女青年。他们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跟在梅教授灵柩后面，唱着校歌，感情悲痛到顶点。
挽联中，最为醒目一幅上面写着：“博学重通才、流播遗风开往史，清言匡大计、婆娑乔木启英豪”。这是王聪慧部长的挽联，高度概括了先生作为教育家的一生。还有一幅上面写着：“学贯中西、昌明国粹中华魂，风范长留、融合新知世界同。”这是胡适先生的挽联，高度概括了先生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的一生。尽管两位大学者一直在为倡导“白话文”还是继承“文言文”争论不休，但两位新文化运动大学者的伟大、高洁人格操守，使他们始终是最好的挚友。
贵阳市黔灵山下。关刀岩。圣公会墓地。
梅教授墓地安卧在苍松翠柏之间。纪念碑上刻着：“梅光迪先生，字迪生。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先生少游美国，生中翘楚；年壮气盛，抱负甚伟；文贯中西，学衡旗手；毕生辛勤，守而有待；审虑至当，研索至精；默默耕耘，艰苦育人，苦心焦思，敝精劳神，鞠躬尽瘁，光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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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教育部已经正式批复，华夏大学结束流亡生涯，由贵阳经重庆返沪归建。上海校舍用地和建筑、沿途运输车船，梅教授在临终前都以安排妥当，这也可以最终告慰梅教授在天英灵了！”看着葬礼归来后一直默默无言的鲁思霞，临时代理华夏大学外文系张主任宽慰他说，“鲁先生，你一起跟我们回上海吧，你作为梅教授最得意弟子，学养深厚，而且你和师生们相处融洽，相信你会有非常好的前程！”
“让我想想好吗！”鲁思霞沙哑着说。
“好吧！这是梅教授留下的日记，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手稿，这些，都留给你吧！”临走，张教授将一个大皮箱留给鲁思霞。
翻看梅教授的手稿，如同触摸多灾多难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
梅教授在日记中，谈到不少他已感到无力完成的写作计划，他的手稿中的一些笔记和草稿，是他准备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写作的一本关于韩愈著作的大纲；他还准备为中国读者写一本西方思想史，包括从伏尔泰到尼采间二、三十名重要人物的传记和批判性研究～
作为梅教授最为欣赏的学生，鲁思霞知道这些计划是同他一生的追求相一致的，梅教授的使命就是以历史眼光和传统的意识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他认为纯文学是没有的，文学只有和道德与哲学思想相嫁接，才能发挥更深刻的效用，才能被用来拯救人民，改造社会。他既是孔孟儒学的捍卫者，又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传播者。
关于传统文化继承和外来文化吸收的论述，梅教授更是精辟入理，振聋发聩：
“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
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非如菲列宾夏威夷之岛民，美国之黑人，本无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简也；而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
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澈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创此大业，标袭喧攘，侥幸尝试，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毕露；明达青年，或已窥底蕴，觉其无有，或已生厌倦，别树旗鼓。其完全失败，早在识者洞鉴之中，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势所必然。无足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