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美术品分成形式与内容，两个形成美术史学的两个基础。分别是形式主义（formali**）的风格分析（stylistic ****ysis）与图像学（iconography）研究。方闻在〈西方的中国画研究〉一文中、主要由风革分析法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史。在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较早运用成功的实例为罗越（Max Loehr）关於安阳时代的青铜器风格演变的描述。将安阳时代的青铜器风格分为由线性到画性等五个阶段。石守谦在1986年〈原迹、本与画史研究－中国画史研究的回顾〉的文章以原与各种形式的本（如印刷品、照片）的作为讨论主题，1990年〈探索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境〉一文以民国以来美术史的撰写与研究发展为主轴。两篇文章在内容上可以互补，特别是谈到开放故宫博物院所产生的作用。
民国初年研究中国绘画史，最大的困难在於材料的缺乏。滕固《中国美术小史》成书於1926年，在序言中特别提到启超对於这个问题的看法：“曩年得粱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示中国美术史之研究。粱先生曰：‘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粱启超很明白地指出问题所在。在民国初年第一代的美术史研究之中，虽然通论性的论着甚多，但基本上是以传统书画赏的基础或借镜西方的方法，写出概论性的美术史。
1925年成立北平故宫博物，但是与美术史研究并无积极的互动关。故宫迁之后，先在中北沟，后来迁移至外双溪，由收藏保管的单位，逐步发展为典藏、展示与研究并重的机构。故宫成为湾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主要根据，奠定了湾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基础。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在风格史的架构确立之后，正逐渐走向对於风格变化的解释，文化史取向的研究。如何解释绘画与社会文化的关，读取其中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成为早期与晚期绘画史的共通课题。
最后，比较民国以来所撰写的画史着作中对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的描述，具体地来检讨绘画史研究的发展史。比较的对象分别是：滕固《中国美术小史》（1926）、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高居瀚《中国绘画史》（英文版1958）以及石守谦等《中国古代绘画名品》（1986）。《女史箴图》原图有十二段，前三段已不存，第四段仅有图而无文字。现在比较第四段的修容图。比较这些着作对於《女史箴图》的描述与分析方式，正体现了中国绘画史研究由草创到现在初具规模的发展，可以看见风格分析法由开始引进到成为学界研究基础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