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长河，不分地域，不分种族，历朝历代，概莫如是。
鲁朝末年，皇帝幼年继位，无力处理朝政。皇亲宗室又被圈养在封地，手里没有一点权利。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大肆兼并土地，欺凌百姓。刚好又碰到连年天灾，河南河北连续三年大旱;江北江南一年有半年在下暴雨，赤洪千里。百姓凄凄，困苦无所依;民情滔滔，天道不可违。顿时流民四起，天下大乱。
这个时候有个姓瞿名雄字大才的人，原来是鲁朝的镇北大将军，因为不满朝廷暴政，又感念百姓生活困苦，于是上承蒙天意，下迎合民心，高举“济民安邦”的大旗，起边军二十万，兵伐鲁朝(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重臣对其手握重兵颇为忌惮,想要罢免他的兵权，用他在京城的家人作为威胁，谁知道瞿大才一不做，二不休的反了，真不愧为“大才”之名)。瞿大才南征北战十多年，终于世家大族尽枭首，乱世诸雄皆歼灭，一匡天下，登基为帝，立国号为“靖”，改元“开平”，昭告天下。
可是谁坐天下能长久呢?古人言“天行有常，不为尧舜，不为桀亡”，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言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谁家”......，总之没有万世一系的皇朝。
有靖一朝，传位十六帝，经国二百六十载。到了第十七位皇帝，终究抵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规律，王朝末路，民乱四起。
《靖史》载:天清五年七月二十九，江南大涝，民田尽没，州县欲德政，表灾可缓耳。时大军北伐，江南税倍之，十二月初，北风过江，大雪旬日，民房不能立，皆毁;民无粮，沿江乞食，饿殍遍野，州县惧罪，不报。
要说这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也真是够倒霉的，朝中政事不清明也就罢了，贪官污吏横行、土地兼并加剧也是常态，偏偏还遇到天灾不断，不是这儿大旱，就是那儿水灾，不是有蝗虫，就是下冰雹。难道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嫌你昏庸无道，要改朝换代了吗?这个还真不好说，也许是恰逢其会，也许是天命所归。不过，这总归给了那些造反头子借口:活不下去，干你娘的!
江南人吃不上粮，江南人还要纳税，江南人住不上屋，江南人就要流浪，江南人朝廷不管，于是江南人反了。
吴出头，江南东道宁州应元县人氏，家中本来有口分田二百六十亩，永业田五十亩，但现在手中只有二十亩地。其他的一部分官府没给，一部分被地主老财霸占去了。这二十亩地不仅要养家糊口，而且要缴纳朝廷的高额赋税。即便如此，他也可以忍受，哪年不是这样过来的，只要人饿不死就行。可今年又闹洪灾，又降大雪，家里的存粮早已用尽，官府又不给补助，一家人真的到了走头无路的地步。这不是他一家的情况，整个应元县，整个宁州，整个江南东道都是如此。与其饿死，还不如劫了县衙粮仓，让大家多活几天。万一皇帝老儿大发善心，法不责众，自己还能捡回一条命呢!
他不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天清五年十二月末，吴出头聚众起义，攻占应元县城，杀掉县令，焚毁县衙，开仓放粮，征召义军，协众数千人。
次年正月，屡败宁州城官兵，进逼慈州，聚众至万人。
二月，大败东道靖军于余州，刺史逃亡不知所踪，别驾、长史、参军等州府属官尽为所诛，百姓纷至投奔，队伍增加至数万人。
这时候势力的急剧膨胀，让吴出头的野心也大了起来。原来曾经令人畏惧的朝廷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自己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人也可以在短短的两个月搅的风起云涌!
既然如此，就干票大的。于是自称天下兵马大都督，大聚钱粮，寻良工，治器械，招兵买马。江南百姓闻之，义旗四起。
三月，义军分兵攻打宁州、奉州、镇州、章州，四州皆克，举朝大哗。
江南东道官兵屡战屡败，朝廷急调上都户葛文庆为江南东道观察使，统领江南东道十九州一百零一县共八万官兵前往镇压。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葛文庆家族累世将官，从小就在军营里摸爬滚打，深谙兵法，又在边关效力多年，岂是一个区区庄稼汉能比的?在葛文庆的指挥下，仅仅一个月，吴出头起义军就被镇压下来了(农民起义最大打了毛病就是内部山头林立，还没取得多大成就，就开始搞内讧，再加上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正确的指导方针，钱粮都只靠劫掠，又没有固定的地盘)。吴出头以及起义军的主要领头人夷三族，归降的叛军徙三千里，发配充军。
这是一个造反者的悲哀，但不是造反从业者的终结。
吴出头失败了，因为他不懂什么是势，什么叫顺势而为。他只知道自己突然就有了众多人的拥护，突然就有了造反的本钱，他不去深究他能造反的条件是什么，也不去管如何去把自己的队伍维持下去，他只知道杀官抢钱抢粮。
可天下聪明人何其多也，只要有人打了头阵，就可以浑水摸鱼。大靖王朝和历史上其他王朝末年一样，天灾人祸样样不缺。有人点了一把火，就有人能让他成为燎原之势。
吴出头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南方各地又纷纷举起义旗，北方异族趁机南下劫掠，朝廷陷入了两面作战尴尬境地。地方豪强见朝廷无力平叛，于是结寨自守，不出兵，不纳粮，将朝廷昭令束之高阁。俗话说:皇帝还不差饿兵呢!没钱没粮的朝廷又有多少兵丁为之卖命呢?因此，国事糜烂，也就愈发不可收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