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间，天黑得早，才七点过，早已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带着湿气的雾，没人愿意出来串门子，各自躲在家里烤柴火，往柴火堆里埋几个洋芋，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剥皮吃。
还不尽兴的话，抓一把包谷放在火星子旁边，包谷随着受热程度不断膨胀，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发出“嘭”的一声，原始爆米花出炉，火边人连忙把炸开的爆米花从火堆里抢出来，“呼呼”吹去沾着的柴灰，扔到嘴里去，烫得龇牙咧嘴。
这个村子五十六户人家，坐落在贵州西部一个山凹里，三面环山，前面一个坝子，相传很久以前这个坝子是个湖，老辈人为了种水稻，把村后面白沙坡半山腰上的一股泉水堵了。说是当时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挑了一个好日子，宰一条黑狗扔进泉眼，用一口二水锅盖住泉眼，压上石头，填上好多土，泉水改道，从山的后面出去了。到了缺水的年份，后辈想将泉水挖出来，却怎么也不冒泡。
这村叫杨柳树，人口最多的是邹姓。邹家大爷爷有四个儿子，两个姑娘。大儿子上过几天高中，后来媳妇上吊，被认为是凶手，被坐了几年牢，出来后显得不正常了。二儿子死得早，媳妇改嫁杨胡保，没留下子嗣。三儿子去县城上过几天初中，家中一场大火烧光了茅草房和家什，被逼退学，退学之后被请到村里的私立学校当老师，一个月七八块钱。小儿子从小对书没兴趣，对农活没兴趣，睡懒觉最来劲。
邹家二爷爷有六个儿子，小儿子上过几天初中，其余五个都是文盲，没有女儿。
老哥两个共有十个儿子，不欺负人，但也不受别人欺负，包括土匪。说是有那么一天，二爷爷有事出村去了，大爷爷带着子侄们在家干活，忽然间来了一群土匪，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抢了，其中包括一个铜罗锅。土匪刚出村子，二爷爷就回来了，听说之后，扛起土枪提着马刀去追杀，一边追一边打枪，背着铜罗锅的土匪跑在最后，二爷爷枪法好，想打他脑袋的，却打在铜罗锅上，穿了个眼，土匪吓得丢下罗锅，跟着兄弟们一溜烟跑了。
老哥俩十个儿子当中，那个当老师的叫邹国邦，体格很弱，不是干农活的料，但是能说会道还能写，除了去上课，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写对联，挂号之类的。遇到邻里之间扯皮的，也被请过去讲理，偶尔帮人看看老黄历，什么时候搬迁，什么时候打灶，哪一天杀过年猪之类的。
邹国邦和妻子方桂分住着老父亲分出来的一间石墙瓦房。这间房子用木板分为里外两隔，里间是夫妻两个的卧室，外间当客厅厨房餐厅用，两个女儿和大儿子晚上睡楼上。两个女儿睡一张铺，儿子自己睡一张铺。这铺在冬天毫无温度，楼板上放一张用稻草编成的垫子，垫子上一张凉席，加一张冷得像铁的被窝，被窝里的棉絮不知道用了几辈人，毫无弹性，一点也不热和，铺中人在冬天真的很难熬到天亮。
据说这里早期是蛮夷之地，老百姓与官绅兵匪周旋了几辈辈人。清朝时期，朝廷指派一个邹姓钦差大臣到这里平蛮，任务完成之后被告知不得回南京，就地驻扎留守。添丁邹姓人家便是那钦差大臣的后人。
今年杀的那头猪，给夫妻双方父母孝敬一些。剩下的，有人有客才敢小心翼翼割下一小块，和着一大碗辣椒炒着吃，猪油罐子早就叮叮当当响了。米袋子里也没多少米了，卖钱啊，交公粮啊，剩下的，每顿抓一把放在包谷饭中心蒸，给家里最小的吃。
就在这个家里，就在这个时间节点，这个家的第四胎已经足月，并且有了响动，动静越来越大，要生了。
邹国邦提上手电筒就冲出家门，请接生婆去了。偏远的农村，新生儿靠运气，靠命大，遇到大出血或者大脑袋难产，最多能活一个，接生婆可没控制出血和剖腹产的能耐。
火急火燎跑到村南边大嫂家，边砸门边喊“大嫂，大嫂。”里边回应：“大晚上的，鬼喊辣叫，有囊事。”门打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端着一盆洗脚水准备倒掉。“我媳妇要生了。”“快走。”女人扔了洗脚木盆，往邹国邦家方向跑去，边跑边问：“东西都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邹国邦答应道。
接生点定在夫妻卧室，邹国邦被拦在卧室外，急得搓脚捻手。卧室内，一个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一把剪刀，一盆热水，一阵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合着加油打气的话语，接着是一阵“呜哇呜哇呜哇”哭声，只听接生婆大声喊着：“得个儿子。”邹国邦忙回一句“麻烦你了大嫂。”然后“咔咔”的、窸窸窣窣声音一阵子，婴儿脐带剪断，清洗完毕，再用柔软一点的破旧衣服裤子剪成的尿片包片包裹好，接生工作完成，大嫂接过邹国邦早就准备好了的六块糕和一把水果糖，送上“长命百岁”的祝福语，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走了，等待下一家来请自己。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也就是一九七八年腊月十七，邹国邦早早起来，煮了红糖水和两个荷包蛋，屁颠屁颠送到媳妇手中，笑咪咪地看了又看包片中柔小的二儿子，然后去准备给儿子取名字用的东西。因为穷，所以简单。道具无非就是香纸煤油灯，掌心大小一块煮熟的猪肉，放在一碗诱人的白米饭上面，一杯老白干，一杯茶水，外加几个廉价小菜摆在老人堂屋供桌上，抱着新生儿子，很虔诚地跪在供桌板前，嘴里念道：“祖宗显灵，保佑我家又得个儿子，给我儿子取名邹信鹏，愿祖宗保佑我儿子快长快大，长命百岁，长大当大官，赚大钱，发大财。”不愧在私立学校教了几年书，没整出男猪黑狗这样的名字。站在一边的两个姑娘和儿子一直盯着供桌上的饭菜，馋得口水咕咕咕咽个不歇气，见仪式结束，忙殷勤地帮忙把饭菜搬到自家饭桌上，眼睛里满是小星星，但是不敢乱动，得让爸爸来分配，最终都分到了一口能吞下去还不尽兴的一块肉，先舔舔，“嗯，香死了。”然后咧开嘴唇，调整好上牙和下牙的最佳撕咬状态，小心翼翼的咬下一丁点，慢慢的嚼，慢慢的品。“天天有肉吃就好了。”这是全家人的想法，只不过都不敢说出来，吃不起啊！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钟头，有的人沉浸在儿子增加个数的喜悦中，有人沉浸在猪肉的香味里，有人躺在床上恢复元气，心想：快点恢复体力，人多了，得更加卖力种田地，争取让娃娃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
饭桌上的食物吃干净了，只剩下几块辣椒。开工了，邹国邦带着大女儿去挖芭蕉芋打粉卖钱。二女儿去放牛马，尽管山上早就没了青草，但是要放出去跑跑跳跳喝喝水，不然四肢僵硬来年不好用。大儿子去砍柴，煮猪食用量很大，要一堆一堆的，煤炭太贵，二毛五一百斤，还要自己拉着马去二十公里的煤窑上驮。那些年，砍柴哥们最恨柴草长得慢，周边柴草砍光了，就得跑几十里路去砍，一天只能一个来回。
很自然，这一年的除夕似乎多了些什么。哦对了，年粑多了些米做的，对联写得更工整，家里家外打扫得更干净，鸡呀鹅呀的早早关起来，免得到处拉屎。年夜饭多出了几道菜，肉的分量有所增加，鞭炮也多买了几块钱的。年夜饭，得天黑才能进行，哪怕已经很饿，也得憋着。一碗红烧肉，一钵鸡肉，一盘花生米，还有豆腐、酥肉、煮白菜和长葱长蒜，一条自己捞来的水煮鱼，整整凑足了八大碗，一蒸子米饭。家神板前供桌上点亮香灯，八仙桌摆上饭菜，端到大门口三拜九叩，迎春接福，然后烧纸钱。再把放着饭菜的八仙桌端到家神板面前，重复大门口的跪拜礼，向神灵和祖宗敬酒，烧纸钱，紧接着叫大儿子去外边放鞭炮。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奏响了农村人过大年的乐章。刺鼻的火药硫磺味道从窗户、门缝里往里钻，但这丝毫不影响全家人吃喝的胃口。真要命，都是自己养、自己种的，放心吃，敞开肚皮狠狠地吃，天天都这么吃就好了，全家人都这么想，只不过都不敢说出来。
农村人的生活，一年到头翻不出几个花样，地里田间，上山放牛割草，下山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当然了，这些事都是在教书读书的放学之后进行。到了晚上，兄妹三个围坐在放着一盏煤油灯的八仙桌上做作业，教书匠抱着二儿子一边逗乐，一边指导，妻子忙着洗锅碗瓢盆，还有一大堆猪草等着砍。大家都很累，六个月大的小鹏鹏自然成了全家人缓解身心劳累最好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