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又恢复了排练。
钟风索性不再去学校上课，凭借他妈与某医院院长当知青时曾在同一个村子插过队的关系，开来一张病假条，平日可以不去上课，只要期末考试顺利通过，仍可继续升级。从此以后，钟风便寄居在我们学校，只要我们哪个同学回家住，他便睡在人家床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俨然就是一个盲流。
后来，许多床的主人不约而同地闻出他们的床铺上有一种特殊气味。这是由汗水、口水、香水（钟风经常与何乐保持身体的亲密接触）和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一些床的主人患有洁癖，他们为了禁止钟风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减少了回家的次数，为此，他们不得不放弃周末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只身一人，独守空床，乐队排练的热情空前高涨，没有一人因故缺席排练，大家的态度极为认真。然而，有一首歌在我们排练了两天后仍没能将其拿下，不是齐思新的鼓打飞了就是我的节奏吉他没跟上，或是杨阳弹起贝司来把歌唱跑了调，还有钟风的主音吉他，总不能及时加进来，却会在不应该结束的地方突然消失。
我们练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根又一根烟，还是找不到相互间配合的默契感觉。后来我们分别跟着节拍器一小节一小节地练习，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基本功不扎实。
于是我们便分头练起基本功，钟风每天呆在我们的宿舍练习三连音，四连音，五连音直至十三连音；齐思新一有功夫就拿着两根鼓棒敲自己的枕头，脚还在地面上跺个没完没了，楼下宿舍的同学上来找过好几次，但齐思新就是不给他们开门，依然拼命地挥舞着四肢；杨阳练习在说话的同时手指可以打出各种拍子；我每天跟着节拍器练习下拨，当节拍器的速度被我调得越来越快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了右手随便拿起一个什么东西都会哆嗦不止的习惯。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我们的乐队居然成为学校乐坛上一支技术型的实力派乐队，一时间名声大振，威震四方。乐队在学校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各院系举办活动无不邀请我们前往，一种“腕儿”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学期，我们的学习任务依然艰巨。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本科生必须在毕业前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方可获得毕业证书。
一时间，全班同学的理想无一例外地转变成在英语四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和杨阳的目标是及格即可，张超凡为之努力的方向是考85分以上，拿四级优秀成绩奖学金，班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潮。
张超凡每日清晨寻得校园某个僻静角落，大声朗读英文课文，一些晨练路过的学生和扫街的妇女纷纷扭头观看，像看怪物一样，但张超凡依然旁若无人般读得兴致盎然，口舌生津，面色红润，并美其名曰此种学习方法为“疯狂英语。”
杨阳曾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愿望，当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他的英语已经学有所成，那时候会有不计其数的外国人踏进北京这片热土，杨阳在此刻便要挺身而出，作为一名导游，除了带领老外们游故宫爬长城外，他还要蹬着板儿车带老外们深入于北京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届时，北京城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将出现这样的情景：杨阳光着被晒成古铜色的膀子，脖子上搭一条尚可隐约看出是白色的手巾板儿，汗水顺着它不停地往下淌。杨阳蹬一辆擦得锃亮的三轮板儿车，车头挂两个黄铜铃铛，它们随车子的前行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响，声音飘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老外，男老外因为女老外不时将目光停留在杨阳绷紧的肌肉和上下起伏的臂部上而显出一丝不快，他不时地指东指西，企图把女老外的目光从杨阳的身上转移到道路两旁古朴又不失现代典范的建筑物上。杨阳带着他们进了时刹海的某条胡同，将车停在一座由青灰砖磊成并在上部开有多扇窗户的小屋旁。杨阳跳下车，礼貌而友好地说：“etothetoiletofBeijing（欢迎您来到北京的厕所）。”老外诧异地看着这间破陋的房子，它的左右外墙壁各挂有一个画着小人儿的小铁牌，从上面斑驳的图像可以分辨出，右边那个穿裙子的画的是小女人儿（国外通常画的是大胸脯的女人），左边穿裤子的画的是小男人儿（国外往往画的是叼烟斗的男人），小铁牌的下面是分别用红油漆书写的两个宋体大字：男、女。杨阳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把女老外引向右侧的女厕所，他带着男老外进了左边的男厕所。男老外还没踏进厕所，就被迎面扑来的骚臭味熏得直皱眉头，连忙用手堵住鼻子，喊道：“NO！NO！NO！”杨阳笑他没见过世面，身先士卒地拉开文明扣，洋洋洒洒地开始放水。男老外看到浸满一层黄色污渍的池子，而杨阳依旧能怡然自得洋洋洒洒，男老外只好来到大便池，待他低下头时，看着有些目眩，杨阳赶紧扶住他，说：“你千万别在这里一脚踏空，一失足会酿成千古恨。”男老外背对杨阳摆了摆了手，杨阳松开他。男老外便毕后，忽听隔壁传来哗哗水声，他琢磨了片刻后会意地开怀大笑起来。那边传来女老外的声音：Are you ok？”男老外冲那边喊道：“fine,thankyou,andyou?”，那边又微弱地传来：“I’m fine too”的声音。
杨阳为了这个梦想的早日实现，义无返顾地汇入学英语的浪潮中。他从家里拿来一盏应急灯，以便可以通宵达旦地学习英语。我夜里第一次醒来时，见杨阳的应急灯果然亮着，点点余光泄露在我的床铺，我暗暗佩服杨阳的说到做到。当我第二次起夜醒来时，杨阳的应急灯依然亮着，但他的床上却传来鼾声。我抬头一看，杨阳已将书扣在胸口，睡得宛如死猪一般。我帮他关掉应急灯，他翻身吧唧了一下嘴说：“谢谢！”
我明白了他白天信誓旦旦说要学个通宵的意思——他不通宵，只让灯通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