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时，我看见张超凡正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新闻，饭盒里盛着一个鸡腿，我以为电视里正在播放早间新闻，便说：“大早晨起来吃什么鸡腿，腻不腻呀！”
不待张超凡回答，只听电视里的女播音员说：“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午间三十分节目，我们明天再见！”男播音员点头微笑道：“再见！”
这时，我想起杨阳，抬头一看，他正趴在被窝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口水从它的嘴角缓慢流淌出来，一直延伸到枕巾，又从枕巾丝滑的般柔顺的流到枕头下，枕头下面，他那条换下来的内裤安详地掖在那里。
下午的课是法律基础，我在老师点完名后，趁她低头之际悄悄地溜出教室。此举令我稍有后悔，因为溜出教室的并不止我一人，包括杨阳，齐思新等人在内足有十几人，张超凡下课回来后告诉我们说，当老师抬起头看到那十几个空座位时，自言自语道：“我国的法律什么时候才能管制学生不来上课呀！”没有溜走的学生一致主张老师再点一次名，老师没有点，那些学生在深感不快的同时无不抱怨纷纷，老师说：“法律只能使人犯罪被捕后得到惩罚，却不能阻止人犯罪，这就是法律的被动之处，也是我作为《法律基础》课老师的悲哀！”
我回到宿舍后依旧无所事事，但宿舍却是我最迷恋的地方。在这里，我能够躺在床上边看边抽着烟，累了的时候想睡就睡，怡然自得。
我在宿舍的生活中心就是一张床和一排钉在墙壁上的书架。床上的物品除了一条永远不叠的棉被，还有一双双掖在枕头下面的脏袜子。那条棉被会因为夏季的到来而被换成毛巾被，又会因为夏季的过去而再次出现；那些脏袜子会被我在仅剩下一双干净袜子的时候一洗了之。书架上面堆满了我的至爱，一盘盘打口或不打口的唱片，它们中一些比较大众化的经常会不翼而飞，沓无音信。除此外，书架上还零乱地陈列着几根只抽了一半的烟头，因为周舟经常会在我抽烟的时候在楼下喊我的名字，这时我便不得不掐灭手里的烟，但又舍不得丢弃，只好随手放于书架上，久而久之，那些烟蒂就形成了不小的规模。日后，无论哪个同学遇到了没有烟抽的日子，都会从我的书架上信手拈来，挑一根最长的解无烟之渴。烟头中间夹杂了几根卷曲的毛发，它们来自杨阳的某个地方，是从上铺掉下来的，伴随毛发的越来越多，我对杨阳变成秃鹫的忧虑与日俱增。
书架上另有唐诗、宋词，元曲各一本，旁边摆着一本盗版的《史记》。这本《史记》是我从学校的书市上以5元的价格买来的，我结合自己在中学时代对一些名篇的深刻记忆，发现这本书与之相关的内容居然只字不差，根据以点代面的经验，这本书看来物有所值，只是书中的纸张有些柔软且半透明，可跟手纸相媲美，这不失为它的另一妙用。在某一时期，司马迁那厮曾激励过我——他被进了宫刑还能坚持《史记》的创作，我有什么理由因为生活中的一点点苦闷而整日愁眉苦脸，萎靡不振。但我又一转念，他之所以如此专注《史记》的创作，是因为官刑使他失去了生活中的许多乐趣和终身幸福，不敢再对未来抱有任何奢侈之心，无奈之中在暗地里流下许多眼泪，心想，我除了做点抄抄写写的活计还能干什么呀，只好潜下心来，开始《史记》的创作。司马迁采用倒叙的手法，先从汉武帝写起，逆历史长河而上，写到哪儿算哪儿，却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异常顽强，直至写完炎帝方才结束，掐指一算，居然在历史长河中翻腾了几百年，故命名曰《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给我带来了创作灵感，我有一个伟大的设想，决定在查阅各朝代民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稗官野史，写一本《史妓》，书中人物将会涉及如下：《李娃传》中的李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卖花郎独占花魁》中的美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大宅门》中的杨九红等。鉴于娜娜和羊脂球的身上没有中华民族血统，所以她们暂且不被列入此书。
杨阳在得知我有如此想法后，拍手称快道：“一股高xx潮将在老干部中间掀起，这本书一定倍儿受他们的欢迎。”
我决定将这部书写成现实主义作品，让它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之上，为此我需要走访各烟花柳巷，穿梭于北京的八大胡同与歌厅、小发廊之间。我也将采用本纪、列传、世家等形式按人物身份、功绩的不同分别作传。
杨阳说：“为了这部作品的早日诞生，你采风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我会帮你收集更多人物的性格。”
后来，我的这部作品尚未动笔就由于学习、生活的压力而被搁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