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身负跨时代的大学生和未来建设者的重任，将一切不合实际的和被强加于身的称谓统统抛至九霄云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
暑假结束的前几天乐队暂时停止排练，大家稍作休息，准备迎接下一个苦闷的学期开始。
我和杨阳决定利用这几天出去转转，听说某地有批打口带的商贩价格合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坐上开往那里的火车。
我所说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远只有二百公里左右，归河北省所属是一个以贩卖廉价商品著称的小镇。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商品，其市场混乱程度吸引了无数不法商贩来此，经营打口带属于非法音像制品，在这里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火车上的人并不多，杨阳上了车倒头便睡。我也本想睡一会儿无奈杨阳在睡觉前嘱咐我说：“第一看好咱们的东西；第二盯着点儿别坐过站。”既然杨阳率先使用了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权利，我只好履行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义务，看着杨阳坐在对面，悠然地闭上眼睛。
我身旁坐着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上车便主动跟我搭话，我本以为可以此消磨旅途的乏味，可同他聊天实在乏味。他始终在吹嘘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承德南到保定（瞧这几个地方始终没出河北），于是我便将目光转向窗外不再理他。但这并没有结束他做出让我更加厌烦的事情，他在受到我的冷落后竟然自己唱起歌来，毫不顾及我感受的几乎唱遍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所有流行歌曲。使得我的身心倍受摧残，这绝对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大考验。从他嘴中唱出的歌曲全是一个调子，音高在他嘴里仅体现在声音的大小上，而且还略带港台腔地把“东言之珠我的爱人”唱成“东方滋珠我爹爱淫”，给我感觉他吃过鸟屎糊了一嘴。最后此人在一曲《亚洲雄风》后，结束义演。不知是出于弹尽粮绝，还是因为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在忍无可忍下不再在乎他的自尊说了一句：“真恶心！”
火车到站我叫醒杨阳，走下火车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将于下午5点钟从此经过，还仅此一趟。
我们走出车站，眼前一小片空旷地带停着几辆“摩的”，我们走上前去问其中一位司机，去那座交易市场怎么走，这位师傅伸出胳膊指着远处比划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索性坐上他的车随他前往。
司机问我们来此做什么，我们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批打口磁带的人不在交易市场，买卖全部在村中民房进行，我们说那就进村子，于是司机调转车头带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摩的”停在村中的一片民房前，一条黄色大狼狗拴在树上冲我们狂吠不止，我们给了司机三块钱他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摩的尾部“嘟嘟”地冒出黑烟。
进了村子我们走进一个敞开大门的院子一个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捧着一大碗面条“啼哩吐噜”地吃着，他看见我们问道：“找谁儿？”
我们问：“你知道哪儿有批打口带的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和杨阳欲转身离去他叫住我们：“哎！要大黄吗？
“大黄？”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条拴在树上的大黄狗。
“就是黄片儿，特清楚。”
“不要。”
我们出了院子沿着狭窄的土路继续前行，全村的院门紧闭着，里面仿佛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拐过这条土路迎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她问我们“你们是干啥的？”
“我们想买点儿打口磁带。”
“你俩跟我来。”大娘在前面引路我们跟在后面。
大娘把我们带到另一座院门前，弯腰从石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门。
“你们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她指着院落墙角的那堆纸箱子说。
我和杨阳走过去掀开纸箱，一看成百上千盘封面各异的打口磁带推积在里面，我说：“没错就是它！”
大娘说一个外地人租她的房子没给钱就跑了，这些东西是那个人仓促逃跑遗落下来的。我们问大娘打算怎么处理，大娘说：“俺啥玩艺儿也不懂这些破烂也不值几个钱，你俩想要就搬走！”我们听后分外高兴，当即掏出50块钱给大妈以示感谢。
大妈接过钱说“这多不好意思，要不你俩拿点葡萄走，俺家自个种的，可甜了。”说完大妈走进屋子拎出两大塑料袋葡萄。
我和杨阳雇了一辆摩的，将那一箱打口带拉到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然后又坐着摩的去逛那座闻名遐迩的交易市场。我们一边看着千奇百怪的商品，一边吃着大娘送给我们的葡萄。吃完两袋葡萄已是四点半钟，我们赶往火车站。
由于我和杨阳吃葡萄采用的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上了火车后便感觉肚子隐隐作痛。我俩轮番上阵，在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强行霸占了我们那节车厢的厕所。
这个时候，在周舟的穿针引线下，杨阳和沈丽好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