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给名士和他们身后的名门望族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许多东汉时代名震全国的名士家族就此消失，连后代都没能留下一个。
东汉的实际灭亡，当时很多的有识之士明白了一个道理：东汉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官员选拔制度，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前途的，这种制度必须要废除或者改良。在战争中大量名士的死亡，又进一步加剧了儒学一家独大局面的崩溃，所以幸存下来的名门望族们，开始痛苦的反思东汉政治制度的弊端，迫切的希望找到一种新的建国之路。
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大地上最终获胜者中最强大的势力，就是曹操。
曹操的兴起之路非常艰难。在刚刚拉起一支队伍的时候，他身边连个可以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全是一帮武夫。第一个投奔他的智囊，是荀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名士，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名士，不是只会讲大道理的那种名声专业户。荀彧接着给曹操介绍了很多人才，其中大多数都是出身名门望族或者本人是名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能力，虽然有的人仍然特别注重道德和名声，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人都是一批实干家。
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曹操是个实干家，这也是他能够在群雄中胜出的原因。东汉末年的绝大多数军阀，都是东汉王朝的官员，他们受到东汉官员制度的毒害都非常深，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靠着名声做官，当他们自己说了算以后，也都还按照名声来招揽人才，最终的结果是，即使像袁术、袁绍这些一开始最强大的军阀，也都先后被曹操消灭，重用那些只有虚名的名士的政策，再一次证明了它失败的必然性。
因为通过实干才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所以曹操就坚决不相信东汉以名气选拔人才的旧制度。他越来越发现，道德万能的儒家思想根本行不通，因为不管是治国也好、打仗也好，决不能光靠一帮只会互相标榜名声的名士。儒家思想已经无法控制早已松散的人心和动荡的社会，它已经毁灭了东汉王朝，就是再有道理、再有体系，也不能再指望它了。
从用人制度的彻底变革开始，曹操建立了符合他自己要求的治国思想。他的用人标准很明确，那就是首先看中你的才干，哪怕你爱嫖爱赌，只要你有实干能力，都可以当官儿。公元203年、210年、214年、217年，曹操先后四次颁布招贤令，反复强调他是重才不重德，只要你有能力，都可以到政府任职。
因为曹操只看重才能，所以只会依靠名声生存的传统名士们，就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早在公元193年，也就是曹操刚刚自立不久，他就杀掉了自己统治的兖州境内（河南北部）的大名士边让，结果导致了几乎所有兖州官员集体背叛，把吕布给招到了兖州。曹操费劲心力和吕布打了好几次仗，自己还险些被杀，才最终把兖州给夺了回来。这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曹操彻底认清了名士的能量，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网罗那些支持自己的名士们，同时又更严密的防范他们，而反对自己的名士，他会尽力的拉拢他们，如果仍然不行，就坚决的杀掉。
曹操之所以那么痛恨只有虚名的名士，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模式和自己的治国理念是完全冲突的。曹操想要建立以他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那么他当然要把人事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要求所有人必须尊重这种权威，不能有第二种声音出现。但是，在这个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名士现象的虚伪，但大多数人仍然崇拜名士，幸存下来的名士们也仍然按照东汉那种以名声和道德优先的标准，继续对各种人物进行评判，而且依然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权力当然是用人权，名士们要是说了算，那曹操的权威往哪儿摆呢？所以，曹操干脆彻底推翻东汉末年的用人标准，明确的提出老子我就是要把道德问题放在次要位置，把你们这些名士们的嘴巴给统统封住。所以，在整个曹操时代，官方都明确的禁止人们利用互相评价、互相标榜来捞取名声，对于很多仍然坚持老传统的名士，比如说孔子的后代孔融，曹操就坚决用刀来解决了。
但是曹操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领土越扩大，就无法离开当初他十分厌恶的道德万能者。因为，那些最知名的道德万能者，背后往往都是从东汉时代就仗着儒家思想混起来的名门望族，他们不光在中央里做大官有名声，在地方上还有钱有人有势力，几乎都是当地的地头蛇，要想控制住地方，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因为曹操即使是铁打的人，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地方都打下来。在反复的武力、和平方式的较量之后，大量的儒学名士们进入了曹操的政府，然而有了孔融的榜样，他们谁都不敢公开重新提倡道德万能、用人取德的主张了。
法家的核心主张就是中央集权、讲求实际、与时俱进。曹操的做法，这三条全都符合，他毫无疑问是在重新启用法家的主张。所以说在那个讲求名声的年代，曹操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
曹操死后，很多士族开始重新讨论用人到底应该是重德还是重才，在曹操已经明确提出以才用人的情况下，这种讨论实际上就是在质疑曹操的用人制度，然后推翻它。到了曹睿时代，东汉时代那种名士互相标榜，然后组成名士组合的现象，再次大量出现，曹睿把夏侯玄、诸葛诞这些号称“四聪八达”的高干子弟全体撤职，就说明即使到了曹睿时代，曹魏帝国官方仍然坚决的贯彻了以才用人的制度，坚决不允许东汉末年那种以名取人的现象再次死灰复燃。
但是，尽管曹魏皇室非常不愿意有人挑战曹操时代传下来的老传统，但这种老传统实际上已经无法维持了。
首先，曹操时代基本上是战争时期，而到了曹丕、曹睿时代，三国已经鼎立，战争早已经大大减少，这个时候，更需要听话顺从的忠臣孝子，而不是诡计多端的谋士智将，这么看来让人乖乖做事的儒学，更能维护国家的稳定；
其次，士族已经在实际上占据了这个帝国绝大多数的官职，而且绝大多数士族，又都出身儒学世家，让他们不谈儒学思想、不谈道德万能、不想恢复以德用人的老法子是不可能的；
最后，也是最无奈的，曹操以才用人选拔官员的方法，说到底和东汉以德用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两汉时代是依靠被推举者的老乡和家乡名士所反映的社会舆论来选拔官员，曹魏时代则是依靠和被推举者是老乡的中央官员直接评价，但不管是家乡首领、家乡名士、做中央官员的老乡，对于任何一个州、郡来说，其实都来自于极少数的那几个家族。用一句话来说，曹魏帝国不管用什么标准、用什么方法、用哪一拨人来负责选拔官员，都离不开士族，这个国家已经被士族绑架了。
所以在曹操死后，曹魏帝国在治国思想上很快又陷入空前混乱，曹丕颁布九品中正制以后，国内由名门望族转换来的士族们，在治国思想上也逐渐分成了三部分：法家派、儒家派、道家玄学派。
法家派当然是继续跟随曹操的思想，大力提倡君权至上、用人重才。但是，这类人非常少，原因很简单，曹操时代招收的绝大部分人才还是强调道德万能的儒学家族，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他们的实力再次快速恢复，在曹操死后，他们又开始老调重弹，又开始提倡起儒学的教化功能，成为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儒家派。
但是，儒家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削弱，已经无法重新得到所有士族的认可，士族们讲究的是家族利益至上，曹操中央利益至上的法家思想他们当然不会认同，而儒家的治国思想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在法家和儒家思想之外，开始思考一种新的治国哲学，他们希望用这一套新的思想，来为现实服务，来为现在已经逐渐掌控曹魏帝国政权的士族利益服务。
就这样，一种全新而又古老、合理而又荒诞、高深而又浅薄的思想，开始在混沌之中诞生，并影响了整个西晋王朝、甚至是这个王朝身后的百年。
这就是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