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中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西晋的人，就要先当时的社会风貌，这样就能让大家尽可能的理解那个时代，更明白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处的大环境。
那么司马炎当皇帝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是怎样的呢？
《资治通鉴》中形容就是“人情浇薄，生活奢靡”。
所谓浇薄，就是指浮躁，不踏实。所谓奢靡，就是奢侈浪费。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司马炎当皇帝的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淡薄，很势利，社会崇尚的是有钱、有权的人，很多人都盼着一夜就能当大官儿，第二天就能挣大钱儿，人人都向往着把钱当纸扔，一天换一个老婆的美好生活。尤其是社会上层的人们，看不起老实踏实的人，认为成天醉生梦死只会满口跑火车的人才是社会栋梁。在西晋刚刚建国的时候，社会风气竟然就是这样。
以我们一般的理解来说，古时的中国，但凡一个国家刚刚建立，国力都是很虚弱的，上到皇帝，中到各级官员，下到平头百姓，一般都深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全国上下一般都能够做到勤俭节约，国家一般都是论能力选拔官员，国家政治也比较清明廉洁。后来国家慢慢富裕，各种投机浮躁、奢侈浪费的风气才慢慢兴起。
可是西晋刚建国，竟然就是这派景象，究竟是为什么呢？
从国家建立形式上来说，西晋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建立的，说白点儿，西晋的江山不是打出来的而是黑出来的，是阴招儿里面出政权。所以当西晋建立的时候，他接过的是曹魏帝国已经走了几十年的社会进程，而不是推倒重来。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魏国和西晋的更迭变化并不明显，那都是上边大爷们的事情，和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当时前曹魏帝国控制的地方大都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生活，社会的财力物力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西晋建立之初，就有比较严重的腐败、奢侈、浮躁、投机风气是比较好理解的。
但凡事儿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西晋的这种风气，不是凭空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的，而是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最后形成的，如果要说这个过程，我们就要从西晋的前身曹魏帝国、乃至于更早的时候说起了。
让我们先从儒道法三家横跨千年的争论开始。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学者，纷纷兜售自己治国理念，从而形成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后来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就是儒家、道家和法家。
儒家的创始人就是百世流芳的孔子，他的核心主张就是“礼”和“仁”，在政治上，他强调道德自律万能，强调治国要以道德建设为核心。
道家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子，他的核心主张是“矛盾”和“静”，强调做人做事顺其自然，强调治国要尽可能的啥也不管，这点可以用后来美国一位哲学家的名句“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来做通俗解释。
法家的代表人物就是名声显赫的商鞅、韩非子，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君主集权和刑罚万能、法令万能，强调现实重于一切，主张治国要靠强权、法令、刑罚。
秦朝的治国主导思想是法家，后来因为刑罚过于苛刻严厉，统一全国不到二十年就被推翻。继承秦朝的汉朝，在开国初期，借鉴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以道家为治国主导思想，主张啥也不管，让老百姓自己休养生息。西汉汉武帝时期，将主张仁义和道德的儒家推为官方唯一承认的正统学说，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一下子占据了汉朝以后将近三百年的岁月。
我们前面说过，礼和仁，是儒家认为人应该具备的两种最基本道德。孔子当时提倡的礼，其实是恢复周礼，也就是恢复皇帝的权威，重新建立皇帝说了算、大臣忠诚辅佐、百姓安居乐业的等级制度；而孔子提倡的仁，自然就是仁爱了，也就是说皇帝要爱大臣，大臣要热爱皇帝也要疼爱百姓，百姓也要像爱戴父亲一样的拥戴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其实平心而论，孔子提倡的这种世界是很美好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的主张，在今天都有极强的教育意义，虽然说某些观点和现代社会民主、公平的精神不符，但基本的道理，还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但是如果把这种主张片面的发扬到专制政治当中，孔子的主张就彻底变了味儿了。
我们在介绍王祥的时候说过，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汉朝的大臣永远是忠臣孝子，汉武帝发明了孝廉和秀才制度。孝廉的意思就是孝顺、清廉、正直，秀才的意思就是杰出优异的人才。汉武帝一开始规定，每个郡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一名孝子、一名廉人，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往往是孝子廉人合在一起，统称为孝廉，也就是又孝顺又正直。一个人在被推举为孝廉以后，则是没官的做官，做官的升官，它是两汉时代最主要的官员选拔制度，两汉的大多数大臣都来源于这个渠道。秀才比较特殊，这种人一般人是刺史以上的官员来向朝廷提名的，而且都是些有特殊专长的人，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建树，如果说孝廉重德，那么秀才就是重才。
对于汉武帝来说，他选拔孝廉的涵义，是非常深刻和阴险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孝子，那么他的反抗意识自然不强，性情自然就比较厚道，说白了就是好欺负，不容易翻脸。如果大臣们都好欺负，那么皇帝的位置自然会坐得稳稳的了。从举孝廉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为了刻意的利用儒学当中尊重皇权的主张，他是要用君臣父子的伦常来套住人们的思想，让天下的人都变成孔子希望的忠臣孝子，忠心耿耿、毫不犹豫的像老子伺候儿子一样来伺候他，让汉朝的江山永远稳固，一个逆臣贼子也不敢出现。
从又举孝廉又举秀才我们就能看出来，两汉时代并不是只认道德不认能力。由于孝廉的人数远远比秀才多，所以正人君子就逐渐成为两汉官场最喜欢的人群，渐渐的，人们越来越重视一个人的道德，而能力倒是越来越靠后了，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可以压倒一切的趋势。
到了东汉中后期，虽然还特别设立了孝廉考试制度，但是道德压倒一切的趋势，已经完全无法扭转了。于是，两汉时代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政治现象：有的人不正派，为了做官，也要装着正派；本来也挺正派的人，为了和人竞争，就比着看谁正派。这么一来，比着比着，道德这种本来应该很单纯的品质，也就越来越掺杂功利成分，变得越来越虚伪，许多人用近乎不尽人情的方法，来显示自己道德高尚，弄出过很多超级讽刺的笑话。
比如说，有的人给父亲守坟一守就是好多年，按照当时的规矩，守坟是不吃好东西、不穿好东西、不过性生活的，大家都以为他真的是因为悲痛过和尚一样的生活，结果后来才发现他这几年偷偷生了好几个孩子；有的人分家的时候，哥哥先把家产全都让给弟弟，然后弟弟们再把家产让给哥哥，让来让去，其实大家都分了家产；至于因为死了父母差点儿悲痛的自己也死掉、甚至辞官去做守坟专业户这种事儿，就更是常见了。
我们介绍九品中正制的时候说过，能力这个东西，如果不经过实事儿，根本无法考察，而且因为不受重视，在东汉中后期就更不重要；至于道德，反倒能够通过家乡人的观察看出来。于是，名声尤其是道德名声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出现了专门靠名声吃饭的人，也就是名士。名士只要获得这个名声，就能在官场平步青云，而且有的人为了积累名声，还故意在成名以后地方官推举他还不去做孝廉、然后做官，一直等到他认为已经捞足了名声，才进入官场，火箭似的直接做大官。
到了东汉后期，名声已经成为选拔官员的唯一凭证，而且必须得到已经成名的名士推荐，才能成名，如果不经过这个途径，地方官不会注意你，也不会向朝廷推荐你，那么你就几乎报国无门。即使像曹操这样后来极度痛恨这种虚伪现象的人，为了成名，也不得不去找全国闻名的名士许劭，死皮赖脸、威逼利诱的让人家给他一个评价，来实现他的官场之路。
这么为了名声和道德瞎折腾的结果，最后只能有一个，就是导致大量有名无实的人进入官场、登上高位，然后再带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所谓名士们，继续升官发财。这么多名士齐聚一堂，只做官不做事，甚至还以选拔新名士的名义大量贪污受贿，最终脱离了汉武帝当初设立孝廉制度的本意，反而成了快速摧毁东汉王朝的巨大毒瘤。在东汉时代，已经有很多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已经无法扭转这种趋势了。
于是，东汉王朝中央是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各级政府是徒有虚名的名士拼命敛钱，最终在被充分挖空以后轰然倒塌，跟着东汉王朝一起完蛋的，是儒家学说一尊独大的权威地位，和依靠被阉割的儒学思想、只靠名声选拔官员的烂制度。但是，虚伪、伪善的社会风气，就此遗留下来，在接下来的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时代，继续贻害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