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哀一心。
——李世民《帝范》
白话
治理天下的大道，至广至大；保持君位，至极至重。治理天下，不能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起担负这个重任；维护君位，仅靠一人努力也不行，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江山。
家训史话
贞观四年的一天，唐太宗问萧瑀：“把我和隋文帝相比较起来，你认为怎么样？”
萧瑀想了想，坦然回答说：“隋文帝勤勉治国，批阅全国的书表奏章，往往从黎明直到日落西山。隋文帝召集大臣们进宫议事，常常忘记时间，到吃饭的时候还没有完，就命令侍从把饭送上来，边吃边议事。”
唐太宗开怀大笑，爽朗地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总怕大臣对他不忠心，大权小权一人独揽，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做主，不肯交给下属去办。他虽很辛苦，事情不一定办得好。大臣们摸透了他这个脾气，都不敢直言，常常是顺着他的心思说话，口惠而实不至，我怎么敢像隋文帝那样？天下地方那么大，四海人数之多，国事千头万绪，只有请部门去商量办事，遇到大事报告宰相认真考虑，有了妥当的办法，再报告我准奏，然后执行。天下各种事情，都由皇帝一个人来定，那怎么能行呢？如果皇帝一天处理十桩事，其中五桩事处理得尽善尽美，另外五桩处理得不好，一天就会出五条差错，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谬误积起来，岂不是要毁坏国家吗？把事情交给有才能的人办，自己高瞻远瞩，专事考核官员的功过，于国于己都更加有益？”
古训今鉴
做事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事必躬亲，要懂得有效授权才能做大事。唐太宗自知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并且容易犯错，设置机制和完善的制度体制来保障权力的正确行使，又能发挥有才华人的长处，这样皇帝本人就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又利于增强臣子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这一点可见唐太宗是极具远见卓识的皇帝。
§§3、远近相持，亲疏两用
原文
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
——李世民《帝范》
白话
不管是皇族亲戚还是其他与朝廷关系较远的人才，都要一并启用。亲近和疏远之人同时并用，就能堵塞兼并之路，防止违抗中央政令事件的发生。如果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对其管束和规制不严，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那么朝廷又没有巩固基业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多分封诸侯但是要减少其他们的实力，一方面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另一方面又不会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君主对诸侯无猜忌之心，诸侯对君主没有怨恨、恐惧的念头，这是我从历代分封制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损强抑弱地实行分封制度，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家训史话
唐太宗即位之初，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
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在确定用人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如何正确对待以下三种人员：即秦王府属、高祖时**机关的官吏、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
秦王府属是帮助唐太宗取得皇位的主要力量，对他们的任用，唐太宗不能不慎重考虑。首先，在唐太宗看来，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贤才。如果只按关系的亲疏和资历的深浅来确定对他们的任用，便无法“服天下人之心”；其次，在唐太宗取得政权之后，“诸将争功，纷纭不已”，他们依仗自己的功勋，容易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甚至把唐太宗给包围起来；再次，唐太宗从尽快稳定局势的需要出发，准备对建成、元吉余党“皆赦不问”。而秦王府属对建成、元吉余党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害怕建成、元吉党人被太宗重用后会分散自己的权益，曾经想全部除掉建成、元吉党人。这种关系如处理不好，容易使矛盾更加激化。
武德年间，唐高祖网罗了前朝的许多贵族士族，让他们参加统治集团。他们往往无功受禄，在社会上享有种种特权。唐高祖沿袭旧制，将皇族子孙乃至童孺都封官进爵，这对才路的开辟无疑是一大障碍。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的士族，虽然有的是为唐王朝的建立功不可没，有的也曾支持过唐太宗，但他们在思想上毕竟与唐太宗不是一致的。对于这些人，唐太宗很不放心，既要对他们有所利用，又不能依靠他们。
李建成的东宫官属和李元吉的齐王府属曾经是反对唐太宗的。但是，他们官署毕竟不同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因此与唐太宗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唐太宗认为，他们过去反对自己，乃是“各为其主”。只要自己能对他们“蒙国士之遇”，他们是可以“以国士报之”的。何况其中有不少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才能，擢用他们，对治理国家并不是没有好处。
唐太宗认为，士族官吏对朝廷广开言路的政策是一个阻碍，于是就设法对它加以限制。他认为“遍封宗子”于天下不利，下令“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同时明确宣布对皇族成员也实行论功定赏的原则。但是唐太宗对于他们中有才干的人，还是适当予以重用的。如关陇军事贵族在朝廷大臣中仍占一定的比例。压抑士族的结果，广泛地开辟了才路，使一些寒微地主和庶民中有才能的人得到升迁和获得参预政事的机会。
古训今鉴
唐太宗即位之后，一方面改组原**机构，削弱士族在朝廷的力量，罢免了其中许多思想保守的官吏，另一方面本着“惟才是与”的原则，大胆擢用包括士族在内的各类人员中的贤才。这样，既有效地协调了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又将他们中精明善干的贤才引置在自己左右，为组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皇帝与诸侯上下和合，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这才是分封诸侯所应该借鉴的。既不使诸侯太强大，也不能使诸侯太弱小，折其中而行，实现了实现组织权力的制约和平衡，这才是安邦治国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