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
——李世民 《帝范》
白话
天地养育万物，就如同君王统治百姓。如果说上天以严寒和酷暑作为德行的话，那么君王就应该以仁慈和恩爱作为心愿。因此，不论天地的寒暑如何更迭，君王的仁爱之心应该始终不渝。天地的寒暑如能调和不乱，适得其时，一年四季人们就不会生病；自然的风雨如果时起时伏，变幻无常，一年之中人们就可能会挨饿受寒。自然和人间的道理往往是相通的，君王如果以仁爱为怀，常能哀悯百姓，那么人民就会安居乐业，体健事成。相反，如果朝令夕改，是非混淆，人民就手足无措，不知所从，这是发号施令者应该特别警惕的教训。防止百姓不去触犯法律，又能使他们各务其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实行公正的赏罚。
家训史话
武德九年（62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用严刑重罚来禁止盗窃行为的发生，太宗微笑着回答：“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侈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罚呢！”从此经过数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和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常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因此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来自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古训今鉴
轻徭薄赋来防盗，这一点足以体现唐太宗与其他众皇帝的不同。解决问题，抓的根本。防盗首先要富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则偷盗行为自然就会减少了。这也体现了唐太宗仁爱的一面，所谓仁政，就是对人民有益处。严苛的法律止不住偷盗的发生，只有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生存负担，同时配合比较完备的制度，这样国家才会强盛，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