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一共持续了八年，曾隶属于中国国民军（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西北军）第三五八团，是一名哨兵排长。
出于职位的原因，我被排除在了军队的正规体制以外。在西北军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驻守在潼关以东二十里的一处哨岗。在这种平时连鸟都不会飞来的地方呆的久了，我甚至有种被西北军遗弃的感觉，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幸运而又不幸的没有上过一次战场。不过这些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已然足够的精彩。
一九二七年夏，是我参军的第七个年头，这段时期，由于北伐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势相对缓和了许多。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在哨岗上驻扎的我，被突如其来的一纸电令调回了潼关。
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年当中，几乎每两三个月我就要回潼关述职一次，参加军部所谓的内部军事会议。
这里所说的开会，其实更像是走走形式的过场，因为每次会上强调的东西，内容大体上都差不太多，大概就是要有危机意识，不能懈怠，严格训练之类的官话。开始的时候，我一度觉得上头还很负责，但参加了几次之后，那些话也就听得麻木了，现在让我感兴趣的是，上头为啥那么喜欢开会。
在我心里，开会商讨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但相比于上头说的这些，我更加关心的是军事物资方面的情况。我所在的哨岗，完全可以用惨不惹睹这个词来形容，它和土丘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一道壕沟，架设了两层铁丝网。整个哨岗算我在内一共有三十个人，但分下来的枪却只有八支，唯一能拿的出手的，也只有那么一挺机关枪，另外还有一门克虏伯山炮，是上面部队淘汰下来的残次品，缺点就是不能发射炮弹，只能打空炮用来震慑预警。
像这种低级配置，是无法通过提高警惕或者加强训练来弥补的，大刀就算练的像关二哥那样出神入化，也敌不过一支枪的战斗力。如果哨岗发生军事上冲突，就凭我们这点战斗力，敌方只需搞一次像样点的冲锋，哨岗基本上就被冲跨了，我们这些驻守的人，能不能活着逃回潼关都是个问题。
当然，开会的领导是不会谈及和这方面有关的问题的，我当然也不会自讨无趣的提出这种要求，因为就算提了也根本落实不了。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我都会缩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摆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然后用铅笔在黄色的牛皮纸上记录那么几条敷然了事。
不过敷衍归敷衍，但上头真下来的通知的时候，我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在每次在会议结束以后，我都可以在军部混顿饭吃，虽然伙食没比哨岗上的好多少，但好在管饱。吃过饭以后，我还可以假公济私的四处走走，用大家集资的钱，买瓶烧刀子回去给弟兄们解馋。至于说哨岗的守卫情况，我更多的是无奈，好在潼关在整个中国都是追易守难攻的地方，只要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选择在这里和西北军打攻坚战，所以我所在的哨岗也就沦为了一处摆设。上头估计也是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对待我们的照顾始终停留在精神层面，平时偶尔过问一下也就够了。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来到潼关，等待我的却是一辆黄色的军用卡车。
军部的勤务兵正站在卡车旁，一见到我，便给我打了个上车的手势。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曾见过这个勤务兵几次，算是认识，便问他怎么个情况？难道说，开会换地方了？勤务兵低声说了声“有任务。”，随即便怂了怂了肩膀，示意我他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我稍微愣了一下，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听从他的指示，一翻身上了卡车。
车上这时还坐着两个人，看面相都很陌生，不过从他们铁灰色的军装来看，和我一样，都是西北军的。我用标准的西北军方式说了声弟兄们辛苦，算是和他们打了个招呼。
经过攀谈，车上年纪稍微大上一些的叫许开山，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另一个长着浑身的肌肉，壮的像头牛似的，叫廖勇，不过部队里的人都称呼他“大头”，和我一样也从东北过来的。
我和大头都是东北人，说话便少了很多顾忌，聊了一会儿，就开始称兄道弟了。据他自己介绍说，他家里困难不得过，十四岁就出来参加了东北军，一干就是五年，不过始终是大头兵一个，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后，他便跟着张大帅进了北京。那个时候，北京的政权由张大帅和冯将军共同执政，很多驻扎的地方既有东北军的人又有西北军的人。后来冯将军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和一帮弟兄不明所以，稀里糊涂的就跟着西北军撤离了。到了后来，大头觉得自己在东北军里也就那么回事，索性也就不回去了。
至于说到这次的任务，大头一听就直摇头，说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前些天，他因为吃饭的事情和战友打了一架，之后就被抓进了禁闭室。他在里面呆了两天，心里后悔的要死，觉得这次怎么也得关个十天半月的，哪知道今天早上就被放了出来。大头还窃喜呢，觉得上头八成是搞错了，结果很快，他就被安排到这里来了。
西北军以往的作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管是什么的任务，都得先开上几次会再说。这次也不知为啥却一反常态，任务保密的连我们当事人都不知道。
我转头看向许开山，想问知不知道情况，不过这家伙似乎闷的很，就只会呆在一旁翻白眼，我和大头这边聊的火热，他也参与进来的意思，和他搭话多半要碰钉子，便打消了这个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