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居官当如居家，必有顾藉；居家当如居官，必有纲纪。
——《袁氏世范》
白话
当官应当像当家一样，对百姓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爱惜；当家也应当像当官一样，用规矩来治家。
家训史话
包拯是北宋宋仁宗时期的名臣，以为政严明，刚正不阿闻名于当时；同时，他还为政廉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出身于民间寒门，有着极强的家庭观念。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年)，包拯中进士，按当时的规定，包拯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西北)任知县。由于建昌县离包拯的家乡庐州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太远包拯父母又都年事已高，包拯便辞官不去上任，在家照顾父母。后来，包拯又得到监临和州(今安徽和县)税务征输的官职，父母又不愿意让他去干这个差使，包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当即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奉养双亲。几年以后，包拯的父母相继故去，包拯便在父母的墓旁搭了个草屋，为父母守孝。服丧期满后，包拯仍然住在父母的墓地边上不忍离去，乡里的父老多次来劝慰他。
正是由于出身于乡里之间，对乡间民情，百姓疾苦有深入的了解，知道百姓对贪官污吏是何等的痛恨，才使得包拯在日后的为官仕途中能够巧断疑案，为政清廉。
包拯后来离开了合肥，出任天长县(今安微天长县)知县。刚一到任，他便以他对乡间民情的洞悉，巧妙地破了一桩因邻里恩怨而盗割他人耕牛舌头案件，使罪犯落入法网。包拯的机谋智巧也得到了百姓的钦佩。
后来，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高要县)知州。当时，端州的端砚就已很有名气，朝廷要求端州每年上贡一定数量的端砚，而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也以能得到一方上好的端砚为荣。包拯到任后便发现，前任知州假借向朝廷上贡端砚之机，向制砚者私自索要比上贡朝廷多几十倍的端砚，送给朝中的高官显贵，以求仕途升迁。包拯对这种贪污贿赂，假公济私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下令让制砚者只按朝廷所需的数量制砚，除此之外，多一方端砚也不许造。他不仅成功地阻止了别的官吏索要端砚，而且到他任满离开端州时，没带走一方端砚。
后来，包拯到京城开封当官，以其清正廉洁，执法严明，刚直不阿在朝廷官员中树立了声威。包拯权知开封府时，发现前来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公堂上诉冤陈情，而是先要经过门口吏员的侮辱的盘剥。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规定。面对这种陈规陋习，包拯决心予以破除，他下令大开公堂正门，让前来告状的人直接走上公堂陈述是非曲直，不仅使他手下的吏员不能再盘剥前来告状的人，也维护了他自身的为官清正廉洁的形象。当时，京城开封城边有条惠民河，河边风景优美。朝中的权臣和有势力的贵戚纷纷到河边兴建园林水榭。园林水榭侵占了河道，使得河道堵塞，水流不畅。正赶上开封地区发大水，包拯便以排泄洪水的名义，派人将那些园林全部拆了，这触怒了一些权贵，他们有些人拿着土地文书去告状，说建园林是经过官府批准的，包拯经过认真勘察，查出那些土地文书都是伪造的，于是他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宋仁宗，弹劾那些伪造文书的不法官员。正是由于包拯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执法严明，使得那些达官贵戚，权臣宦员在他面前都不敢恣意妄为，他们连听到包拯说话的声音都感到害怕。包拯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他的这种铁面无私的形象，令贪赃枉法之徒望而生畏，也使他们由衷地发出慨叹：要想包拯有笑容，除非黄河水变清。这好像是一种笑谈，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包拯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一身正气。
由于包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京城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行贿之人不敢到开封府来，因为这里有阎罗王包老在。”包拯为官清廉，虽然身居高官，地位显贵，但是他身上穿的衣服、日常生活用品、平日的饮食起居都和他在合肥县当老百姓时一样。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断绝属下吏员贪污受贿之途，维护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同时，他还时刻想着以清正廉洁教育后世子孙，使清廉之风在自己的家族中世代相传下去。为此，包拯立下了一条家规：“后代子孙作官，如果有人犯贪赃罪，放逐后不能回到本家居住，死后也不能安葬在本族的墓地中。不依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儿孙。”
古训今鉴
在封建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被家族抛弃，甚至连死后也不能认祖归宗，那么他在社会上便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更不用说谋求发展。包拯正是用这种方法来约束自己后世儿孙的行为，使他们时刻牢记廉洁的家风，不敢贪赃枉法。事实也说明，包拯的这条家规还是颇具威力的。数百年前的封建清官包拯以封建家族道德为武器，同贪赃枉法的行为宣战，从严治家，使他树立的清廉家风传之久远。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以社会主义的道德为武器，使那些贪赃受贿的不法之徒在我们的社会中无法立足，从而使清正廉洁蔚然成风呢？道德、法律，如同车的两轮，应并行不废。在反腐倡廉的今天，如何以道德的力量，遏制贪污腐败之风蔓延，确实需要以大智慧、大谋略来认真对待。
